回到紐約之後，我的醫療記錄和醫院的服務問題是我在返回美國的旅途中最為擔心的事情。因為我已經離開美國太久了，那裏的醫生和醫院對我來說都非常陌生。在“格瑞普效”號上有很多我認識的醫生，我經常與他們討論這件事。大多數教會醫生都認為，我應該去紐約的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療中心接受治療，因為去中國教會醫院服務的醫生和護士，都是這所醫院委派的，它與中國的聯係非常緊密。此外，我還從他們口中得知，那裏有好幾位醫生曾經在中國服務。華北的北平聯合醫學院，也就是洛克菲勒學院，是那幾位醫生的服務地點。
另外，我還擔心“格瑞普效”號抵達紐約後我將無法下船，因為我的身體狀況實在太差，自己根本無法下船。當船進入港口後，乘客們迫不及待地向甲板上衝去，根本沒有人理會我。這時，幸好還有一個教會的護士陪在我身邊。她通過我包廂的窗戶向外望去，並向我描述曼哈頓著名的摩天大樓的曲線和紐約港口讓人印象深刻的標誌。她吃驚地大叫道：“自由女神像！”我們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
就在“格瑞普效”號進入停靠站，它的發動機尚未完全停下來時，我注意到，有人沿著走廊向我的包廂匆匆趕來，來人是我的兒子約翰·威廉。他曾為《僑報》工作過一年時間，在珍珠港事件前幾周，為了完成在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的課程，他離開上海，返回了美國，這使得他沒有被日本人逮捕。一個海軍下士隨他一起前來，我離開輪椅的問題也就順利解決了。這個海軍軍官直接用雙手從輪椅上托起我的身體，把我抱到岸上，直接放到一輛救護車上。他非常幽默地說，我的形象與甘地一樣，體重也非常輕。救護車的駕駛員是一位年輕女士，身上穿著美國紅十字會救護隊的製服。還有一位年輕的女士站在救護車旁邊，如果她不做自我介紹，我根本認不出她就是我的女兒班尼。她離開上海時隻有10歲，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自從讀完密蘇裏大學新聞課程後，她就進入《聖路易斯郵報》從事新聞工作，工作不久後她就出嫁了，此後一直與她的丈夫馬爾科姆·斯圖爾特·亨斯利生活在華盛頓。亨斯利當時是聯邦通訊委員會的代理主管，現在他已經離開那裏，成為合眾社印度分社的經理。
救護車把我拉到了史坦頓島海軍醫院。所有遭受敵軍潛艇攻擊的商船上的緊急傷員，都被送到這家受美國公共衛生局管理的醫院。我的太太一直在這裏等我。我隻在這所醫院待了一天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我們與哥倫比亞長老教會醫療中心取得了聯係。之後，我被送到了長老教會醫療中心的哈克尼斯大樓，已經在這裏待了兩年半，直到此時還沒有離開。
醫療中心的醫生們仔細地檢查了我的雙腳，指出我在上海得到的最初的診斷並不正確。他們診斷，我得了一種雙腳壞疽感染症，而且非常嚴重。雙腳長期暴露在外麵，營養不良以及長時間用日本人的姿勢坐在自己的腳上導致腿部血液循環不暢，是造成這種病症的原因。
弗蘭克·L.蘭尼醫生、傑羅姆·P.伯斯特醫生和他們的助手使用各種方法來化驗我的感染。此後更為艱難的外科手術也是這些人完成的。有一段時間，醫生讓我吃大量富含維生素的食物，喝很多牛奶，希望通過這些食物和牛奶來使抵抗力重新回到我那衰弱的身體中。
在接受治療的漫長過程中，我還經常接受輸血。這讓我想起我在上海醫院接受輸血時所遇到的各種困難。這裏的血漿和血液供應充足，用起來非常方便，這讓我讚歎不已。在戰爭開始時，在整個中國也找不出一個血庫。長老教會醫院在接收我這個病人後，醫院的領導才做出決定，與中國相關人士協商贈送一套完整的血庫設備到中國的事宜。這個中國第一個血庫，將由中國護士劉女士負責，她曾在長老教會醫院和上海SDA療養院接受過訓練。
到1943年秋天，我的身體好了很多，甚至可以坐輪椅去電台講話或者參加集會，幾個小時不回醫院。但是，即便用盡現代科學的所有辦法，也無法治愈我腳上的一兩個感染點，如果病毒稍微擴散的話，某個移植的部分就有可能被毀壞。為了讓我站起來並最終自己行走，他們給我做了一雙特殊的鞋。不過，我身上那些移植過來的皮膚非常脆弱，我站起來的重量讓它們無法承受。
由於我的身體狀況很糟糕，導致以前做移植手術時皮膚被移走的部位恢複得非常慢，再加上疼痛持續不斷地從腳上傳來，所以我經常會感到疼痛難忍。因此，1944年初，醫生們終於做出決定，采取更激烈的外科治療，以便使我腳上的骨頭和部分腳趾被肉充分包裹起來。這種治療移植方式需要將約半英寸的皮下組織和很大一部分皮膚去掉。做這種手術，是韋伯斯特醫生的拿手好戲。不過，我沒有做好思想準備來迎接這次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