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占領上海後的第12天，也就是1941年12月20日，我第一次與臭名昭著的日本大橋監獄發生了接觸。以前，日本人在這座監獄裏，對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進行殘酷的折磨。如今，他們又把這種不人道的行為，加諸美國人、英國人身上。日本人在與其他民族打交道時，一直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這與納粹德國人在歐洲的情況如出一轍。
12月20日一大早，我在都城飯店的住所就迎來了一群不速之客。來者是六七名日本便衣憲兵。他們自稱奉命來搜查我的房間。其中一人還說我是《大陸報》的董事，同時也是《密勒氏評論報》的負責人。早在12月8日，這兩家報紙就已經被查封。
這些人在我的房間裏大肆搜查。我所有的文件、信件底稿及其他文字記錄全都被他們搜走了。我不知道我的辦公室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因為它早就被查封了，而且日本人還禁止我去查看。不過，我暗中得到消息，日本憲兵曾三番五次地去我的辦公室搜查。我辦公室裏各種各樣的文件都被他們帶走了。除此之外，掛在牆上的一座電鍾也同樣被帶走了。
他們搜查完我的房間後，其中一個憲兵要求我跟他們前往他們的總部，說要問我一些問題，我隻好跟他們下樓。一輛汽車停在樓下的街道上，突然一個便衣憲兵問我，是否有保險箱藏在旅館的保險庫中。我回答說，的確有保險箱，但那裏麵除了很少的中國法幣外，沒有其他東西。當然，我的保險箱最終還是被他們打開了。一個便衣憲兵說：“各種文件和信件才是我們要找的東西，你的錢我們是不會要的。”
日本便衣憲兵的汽車載著我穿過北四川路橋，來到了大橋公寓的院子裏。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都知道，這座大橋公寓是一所監獄，它位於虹口區，與上海郵政總局隻有兩條街之隔。我被日本便衣憲兵帶到三樓，見一位憲兵頭目。這位憲兵頭目問了我一些當天早上被他們抓進來的外國人的情況，之後讓我掏出身上所有的東西，放在桌子上。然後，他拿出一個大公文袋，把我所有的東西，包括吊襪帶和吊褲帶都裝了進去，隻給我留下一條手帕。之後，他在公文袋上標上了我的姓名。
接下來，有人打開一張印好的表格，詢問我的個人信息，包括我的國籍、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他信息。詢問完畢，他們要求我在這張表格上簽字，同時還要我摁上手印。
做完這些事情後，他們帶我下樓，來到一座大房子的角落。這座大房子被用木柵欄隔起來，就成為了監獄。人們修建它，原來是用來做商店的。這裏的光線非常暗。當我的眼睛逐漸習慣這種光線時，一排長長的監牢出現了。同時，微弱的說話聲傳入到我的耳中。我被帶到房屋的一角。在那裏，一位日本軍官坐在一張粗糙的木桌子後麵。毫無疑問，他就是這裏的牢頭。挨著他辦公桌的牆上，懸掛著一排寫有人名的木牌。這些名牌都是用中文寫的，可以看出，外國人的名字不在少數。除此之外，牆上還有一個掛滿了各種各樣鑰匙的鐵環。鑰匙有小有大，大的有六七英寸長，看起來就令人厭惡。
押解我的那名日本憲兵，此時將一間牢房的門打開，把我推了進去。這個牢門簡直就像好萊塢的道具，它上麵有鐵柵欄，還有兩把鎖。牢門正中間有一個小洞，大約六英寸見方，囚徒的飯菜每天從這個小洞被送進來。如果有囚徒違規，看守就命令囚徒站在牢門前，之後他從小洞把手伸進去，扇囚徒的耳光。如果違規的囚徒因為不想挨打而不聽看守的命令，看守就會把牢門打開，把違規者拉到走廊上，用棍子狠狠地打。
這是一間很小的牢房，裏麵已經擠滿了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最後，有一個坐在角落裏的美國人認出了我，叫我坐到他的身邊。他名叫魯道夫·梅耶，是好萊塢電影大亨梅耶的兄弟。於是，我擠過人群，來到他身邊。坐在梅耶身邊的是幾個中國人。梅耶讓他們向旁邊讓一讓，我這才能夠舒適地坐在這間牢房的地板上。之所以說“舒適”，是因為我的身後就是一堵牆，我可以靠在上麵。與那些筆直地坐在牢房中間的人相比，我當然會感覺“舒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