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1997年征集和編輯《東南日報》回憶錄時，認識項孔言先生的，10餘年我與他一直保持聯係，因此對他是比較了解的。
1925年4月，項孔言先生出生於浙江省淳安縣茶園鎮項宅村（1958年沉沒於千島湖）。其父是清末秀才，在鄉裏教書行醫，工詩文；其二哥早年參加北伐戰爭，辦過文藝刊物，做過報社主筆。項孔言先生受父兄熏陶和影響，少年酷愛文史，立誌激揚文字，為民喉舌。1945年1月，項孔言畢業於省立嚴州中學高中，並被保送進國立英士大學行政專修科。項孔言先生說，這個專業與他的誌趣是有差距的。
1947年1月，項孔言先生大學畢業，隨法學老師周子亞教授去廈門（他當時是應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王亞南教授之邀去廈大任教的），由他介紹進廈門《星光日報》任副刊編輯，工作了約半年時間。
1948年1月，項孔言先生考入《東南日報》任資料員、助理編輯。
1949年5月《東南日報》杭州版終刊，項孔言先生參加浙江幹部學校第一期學習，9月初結業，分配進《浙江日報》任文教組記者、編輯。應該說，一個曾在《東南日報》工作過的人，能進入《浙江日報》，表明他政治上的可靠，組織上對他的信任。項孔言先生本人對此是十分滿意的，也是十分激動的，他曾寫的《第一張采訪證》可表明這一點：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半個多月，我懷著迎接新中國的激情，投身浙江幹部學校一部一期學習，9月初結業，被分配到浙江日報工作。報到當天，我就領到一張“采訪證”。那是一張硬紙板做的卡片，大小像現在的名片，正麵寫著六個大字：“采訪證第三號”，滿滿蓋著一個四四方方的紅色大印，印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杭州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文教部章”。卡片背麵分四行寫明：部別：文教組；姓名：項孔言；職別：采訪員；備考：1949年9月5日發給。與這張“采訪證”配套的，還有一張用軍管會文教部信箋寫的“通知”，直行寫明：“本部文化教育組項孔言同誌前來你處采訪新聞，希予以便利、協助為荷。右通知浙江省各教育文化機關”，也蓋上杭州市軍管會文教部的大印。我就憑著這兩個證件出入於各文教單位展開采訪活動，開始了我曆時十一年的記者生涯。
1960年3月，不是國民黨黨員的項孔言先生突然被認為是當過1947年國民黨淳安縣黨部委員。項孔言先生說：“這個所謂的‘曆史疑點’，發生的時間是在解放前一年半，當時我年方22歲，剛從學校踏入社會；發生地點是老家淳安，與杭州近在咫尺。如果當時經辦人員能稍有責任心，是極其容易查證核實、廓清疑點的。萬萬想不到這樣一個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疑點’，竟讓我付出18年的大好年華，長期陷於謀生無路、申訴無門的境地！”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月裏，這個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曆史疑點”，使得項孔言先生被下放到餘杭良渚大陸公社群建大隊強行轉業務農。由於他的這個“曆史疑點”，家庭也深受其累。項孔言先生是個文弱書生，下放前從未參加過農業生產，轉業務農後又患了慢性肝炎和血絲蟲病，無法從事農業勞動，是個典型的“倒掛戶”。妻子每月給他的幾元錢是他的主要經濟來源。至於項孔言先生本人的精神和思想上的折磨和痛苦，不問也知，不寫也罷。
所幸的是，項孔言先生有一個好妻子。在那個政治動蕩、物質奇缺的年月裏，一個弱女子一邊要應付無止無休的政治運動，一邊要扶養4個子女，還要照顧厄運連連的丈夫，硬是把這個家撐下來了，硬是幫助項孔言先生從厄運中挺了過來。這是何等的艱難，需要何等的勇氣和毅力！2008年11月，在他們結婚60周年之際，項孔言先生寫的一首詩：“西湖相戀夢依稀，忽忽驚登鑽石時。廿載謫鄉貧病迫，一家生計獨肩支。古稀甫過癱病襲，起居行止賴扶持。相濡以沫情誼篤，再享太平百歲期。”這首詩要比我再多的描述更能說明問題。
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努力下，《浙江日報》社給項孔言先生落實了政策。按一般思維，他應該回到已經工作過10多年的老單位去，但是他主動要求調往浙江圖書館工作。1989年3月，項孔言先生離休。為繼續發揮餘熱，1989年5月，他受聘於《浙江工商》雜誌社，擔任該雜誌的編輯顧問，一直到1994年12月才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