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感慨，國內傳播學界涉足“三農”的研究總是鳳毛麟角。很難想象，這是在一個農業人口依然占大多數且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依然較為嚴峻的國家。盡管近年來，隨著發展傳播學、鄉村傳播學等交叉邊緣學科的興起，與以往相比，越來越多的傳播學者將目光聚焦於“三農”問題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並開展了一係列的實證調查與學理探討。但對於一個成長中且急需麵臨本土化的學科來說，顯然傳播學對於中國農村及農民的關注還遠遠不夠。
新世紀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針對“三農”問題連續發布了6個中央一號文件，足見“三農”工作在國家事務中的戰略地位。當前我國農村正在發生一場曆史性的變革。農村社會係統的結構變遷、城鄉二元對立造成的深層次矛盾突出、農村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農民群體構成及其價值觀的多元化，使得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卷入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麵。
解決“三農”問題，深化農村改革，傳播是其中不可忽視的要素。國內外已有的研究表明，大眾傳媒能夠推動“三農”的現代化，促進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同時對農傳播的服務機製和運作形式，也深刻地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發展、農業的科技革新以及農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然而，現階段，我國麵向“三農”的傳播服務仍然滯後於當前農村發展的戰略目標，仍然無法滿足廣大農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需求；服務的內容、隊伍、機製還沒有得到係統、完善地建立；針對“三農”問題的對農傳播服務還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和利用。因此，在當前的新形勢下，麵對一係列複雜的新情況、新問題，開展如何改革和完善麵向“三農”的傳播服務這一課題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
近年來，我國涉農傳播的研究總體上處於初步發展階段。相關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向：其一、農村的大眾媒介生態研究，主要包括涉農大眾媒體的現狀與問題探析，農民的媒介接觸、選擇、認知狀況的調查研究等；其二、農村信息傳播與推廣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對農村信息傳播係統、模式，信息服務機構、隊伍以及服務網絡的建設的研究等；其三、大眾傳媒與農村社會發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對大眾媒介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大眾媒介與農村社會變革、發展的互動關係的研究等；其四、農民階層信息傳播弱勢的研究，主要包括對農民話語權、農民媒介形象塑造、農民的媒介素養的研究等。此外，也有學者對農村健康傳播、宗教傳播等較為特殊的現象給予了一定關注。
總的說來，當前在不同的研究視野下，不少學者已經對涉農傳播的基本問題與相關現象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從中發現和總結的觀點和研究方法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偏重大眾傳媒的研究，而對廣泛存在於“三農”傳播服務中的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以及新媒體傳播等傳播形式的特點、作用及優化模式的研究還較為薄弱，值得深入開掘的空間依然很大。更為關鍵的是，在該領域的研究中也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同質化現象，深度不夠、創新性不強、理論價值不高的問題也較為突出。相關的對策性研究往往隻給出宏觀上的意見和建議，卻沒有對此進行更為深入和深入的科學論證，其應用推廣的價值有待推敲，因此研究本身對解決實際問題的意義就沒有得到充分地體現。而且不少研究缺乏重視以農民受眾為主體的自下而上式的研究視角，使得一些對策建議的脫離實際和總結報告的隔靴搔癢也就不足為奇了。
本書是在本人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麵向‘三農’的傳播服務研究”課題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改革和完善麵向“三農”的傳播服務，既是新形勢下應對農村社會全方麵發展需要的對策性研究，也是對鄉村傳播學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在理論架構、研究範式、研究方法等方麵的深化與拓展。本課題的研究希望在借鑒和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為優化“三農”傳播服務作出探索性的嚐試和建設性的努力。其研究意義在於：在實踐層麵，以發現和解決當前對農傳播服務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導向，在與新的時代背景的動態關聯中，從傳播學的角度充分關切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使研究成果能對促進對農傳播服務的改善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在學理層麵，圍繞麵向“三農”的傳播主體、途徑及方式的考察，結合新時期一係列涉農傳播現象的分析總結和實證研究，不斷完善和充實我國鄉村傳播研究的本土研究成果，力爭完善我國鄉村傳播學的理論體係與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