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已是城裏人
兩年前，我在一個住宅小區買了一套商品房。搬進去不久，便發現小區旁邊有一家四川火鍋店，經營得比較紅火，而店老板居然是我在老家的一位小學同學。這位同學因家境困難，小學畢業後就不上學了，後來聽說他一直在外麵打工。沒有想到的是，20年後，我們居然成了鄰居。一了解，才知道他以前在廣東打工，幹過搬運，收過破爛，當過保安，進過工廠，慢慢積攢了一些錢，娶了一個四川妹子，生了一個小孩，現在已經上初中了。現在有了一點積蓄，他便來長沙與妻子一起開了這樣一家四川風味的小餐館。他高興地告訴我說，現在他也在長沙買了房子——“雖然沒有你們的小區漂亮，但比起農村老家，也要強很多倍了。最重要的是，我通過買房子解決了長沙戶口，一家三口都已成了城裏人。以前看你讀大學後進了城，真是羨慕得要命。沒有想到我們打工仔也能成為城裏人，能夠在城裏住，在城裏玩兒，孩子能夠在城裏上學。”
生活中有些事情，真是巧合得很。前不久我發現小區來的一名新保安，時不時冒出一兩句我們家鄉的土話，不禁好奇地與他聊了起來，他果然就是來自我的老家。但沒有猜到的是，他的父親我還相當熟悉，隻比我大幾歲，小時候我們還在一起玩過“捉特務”的遊戲。
其實，這不是巧合，而是說明現在進城打工已是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隻要你有心，無論你走到哪裏，你都會接觸到來自全國農村各個角落各個旮旯的農民工。給你家扛煤氣罐的或許是山東的漢子，給你家當保姆的或許是米脂的婆姨，給你家做裝飾的或許是浙江的小夥，農貿市場是進城農民的天下，建築工人則很少不是從鄉間田埂走來的農民，還有那推銷棉套的南方姑娘，兜售燒雞的河北老鄉，收購破舊家具的關中大漢……雖然他們還沒有完全被城市接納，沒有完全改變農民的身份，但他們以頑強的毅力，擠入了城市，成了城市裏的一員，並構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的根紮在農村，他們的花開在城市。城市因為有了他們，路更寬了，樓更高了，居民的生活更方便了；鄉村則因為有了他們，樓房多了，家電新了，腰包裏的票子多了！
農民進城，既刺激了人們的競爭心理，也衝擊著不同階層的社會地位和自信心。過去，農民中絕大多數是因為貧困饑餓，萬般無奈，才流落他方，進入城市，找不到求生的就業門道，隻好沿街乞討。如今農民進城，卻不能同日而語，那張張麵孔所張揚的每一個表情，都在更新著我們的認識，刺激著我們的心理。過去猥瑣的形象，如今變得瀟灑大方。小夥子學會了穿西裝、紮領帶；大姑娘知道了離子燙、迪士高。尤其是他們每次回鄉，帶回去的不隻是鈔票，不隻是孝敬父母的禮品，而且還有現代的意識，嶄新的思維。
他是一個山旮旯裏的小夥子，高考落榜後，為了混一口飯吃，告別貧瘠的土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當他怯生生地走出廣州火車站，映入眼簾的是令他頭暈目眩的車流、五顏六色的廣告牌、層層疊疊的高架橋、直插雲天的摩天大廈……第二天，當他脫下那身皺巴巴的衣服，換上全廠統一的工作服時，他從農民一下子變成了工人。
他所麵對的勞動對象是：數控機床、電子儀表、進口模具……他所置身的工作環境是：博士主管、香港老板、QC管理、IS09000！
他從古老的黃土地走上了現代化的流水線。在日複一日的勞動中，他逐漸明白了什麼叫成本、什麼叫利潤、什麼叫市場、什麼叫競爭……他到廣東打工，原本隻是想掙一筆錢，然後回家蓋兩間房子，討一個媳婦。可是，當他的見識和資金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他的想法就不一樣了。
他把積蓄的工資拿出來報名讀了工商大學的夜大。春節回鄉，他不再與老鄉們侃肯德基，侃潮州菜，而是了解當地農產品的銷路，探討加工農產品的前景……由一人進城到舉家進城，由暫時居住到穩定居住，由從事簡單勞動到從事技術工種，由離鄉不離土到離鄉又離土——城市像是一塊巨大的磁鐵，將成千上萬的農民從沉重的土地上吸引出來，這給城市帶來了活力，給鄉村帶來了生氣。可以這樣說，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農民工功不可沒！
農村湧動進城潮
我的一位小叔叔已年近五十了，2004年他卻帶著同樣年齡的嬸嬸到廣東的江門市打工去了。他在一個建築工地當保管員，嬸嬸則在一個家政公司當家政服務員。我同他開玩笑：別人是打工仔，你可是“打工爺”。他不以為然地說：“‘打工爺’又怎麼了？隻要身體受得了，打工能賺錢，年齡大點有什麼關係？你們城裏人不也要上班到60歲才退休嗎？”
想想也是。在以前的印象中，打工的都是些小夥子小妹子，因此我們把打工者叫做“打工仔”、“打工妹”。而現在，不僅是小夥子小妹子們進城打工了，像我叔叔嬸嬸這樣的大齡農民，也加入到了打工大潮之中。這顯示出打工的魅力，顯示出城市對農民的吸引力。
我的家住在火車站附近，每年春節之後，我便總有幾次要送一些親友登上南下廣東或者東去上海的火車，這使我有機會每年都能親眼目睹那火車站人頭攢動如潮如湧的壯觀場麵。我在一篇文章中描寫民工潮的情景時，有個這樣的比喻：你看過黃河小浪底大壩泄洪的場麵嗎？那種氣勢，那種景象，就是民工潮的氣勢，民工潮的景象。當你佇立在黃河岸邊的礁石上，放眼望去，隻見挾著黃沙的黃河水猶如幾條黃龍，從瀉洪口噴湧而出，日月因之黯淡，天地因之失色！中國農民也就如奔出小浪底大壩的黃河水，一波接一波，一浪壓一浪，直接湧進了各個城市。每次我看到火車站廣場上數以萬計、十萬計風塵仆仆的民工，都不由自主地聯想到黃河小浪底大壩泄洪的情景。
有人說，這是中國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一幕：沒有戰爭，沒有災難，卻有這麼多人背上行囊，遠走他鄉，甚至到異國。
潮來潮往，一代複一代。
如果我們翻開當年的那些報紙，就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新聞：僅僅因為一個“招工”謊言(即使這個謊言破綻百出)，都會使許多十五六歲的農村姑娘，放棄學業，乃至背叛父母，踏上了隨人販子任意擺布的苦難之路。這些令人潸然淚下的報道，映射出中國農民對城市的向往，一有機會，就如癡如迷。
中國的戶籍製度，是自解放以來形成的逐步使人固定的製度。這種固定，便於管理，也便於推行當時的軍事化集體控製的大規模運動。中國實行蘇聯式的大一統製式，以發展重工業為主導，因此，需要將其他各個部門實行軍事命令式的管製方式。在農業上實施統購統銷和限製商品交換、固定戶籍製度，農民的活動，被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農民要進城首先得取得城市戶籍，而城市戶口又要通過公安部門、糧食部門、接收單位等的大公章，而辦到這幾個公章又得有特別的規定。在這種戶籍製式下，中國農村人口不得隨意流動，更不用說流入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