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與環境關係的轉換
狩獵與采集的分離，是某種現象的第一個例證，而現在何時的做法應該是表明這種現象的總體特征呢？人們知道，生物種類服從於一種命運，這種命運通過突變的偶發性與遺傳特性的決定論相結合，同時把物理化學過程中被合並積累的任意性再轉入到有機體的必要演變過程中而選擇了它們。在充分存在以前，任何種類都是可逆的，後來每個種類又都是必不可少的。根據每個種類的過去所描繪出的生物發展進化平麵圖在其未來長久地恢複舊觀；其方向是通過對在總體上保持不變的體製內部的關係力量的調整來決定的。基因繁殖處處都確保其實體的作用；有選擇性的勞動，通過轉移一部分環境上的壓力影響而改變種類所選取的方向。有機質的普及，即永恒不變的現象，以及因而變得絕對必要的有機質的演化，這兩者向我們表明，我們稱為“幸存”的東西，就是生命的連續不斷地產生。
動物界的許多大型門類適合進行深入而廣泛的遷徙，表明了生物種類所固有的侵占生態學上的新空間並在那裏定居的稟性。特殊資質的差別繁殖確定了哪些個體有能力或無能力延續到其子孫後代中；這種差別繁殖加強了演化，同時允許生物適應周圍的物質環境，在那裏保全自己並且使得暫時為它們特有的一種習性充分發展起來：生活在黑暗中或者水中，收集食物或者獵食。同時，人們記錄了與一種區別繁殖（實際上為社會繁殖）相符合的效果，這種繁殖表現出的基因結構少於所構成的有機體行為。
雖然種類內部的群體機製活動影響著根據遺傳學觀點來看類似的個體，但是這一活動引起了其生存和生育機會的額外係數。這種機製最簡單的表達方法是：它們因此建立了改變與周邊關係的某種等級製度，正如這種機製可能是在一個群體內部與其遺傳資質不可分割的區分而產生的結果一樣。物品、身體和性刺激，以及外出的場所具備了隨著每個小群體不同而變化多端的附加意義：在一個人看來似乎有利於人並且有可能的事情，在其他人眼裏往往變成一種威脅或者禁忌。這樣的關係迫使個人承認他的整個一生非此不可，而且可以說群體是由幾個具有共同反應的法定範疇組成的。這些範疇可能是勞動和行為舉止被製度化時所遺傳的產物，這可能說明了在許多種類中尤其是哺乳類動物中，人們遇到的不止是取決於性別和年齡地位的差異的個體結合體。
在每個種類中引進超出遺傳學上相對均一性的一種群體（社會）異質性，以及通過個體種類賦予個體的功能上的同質性，這樣，雖然遺傳學上多種多樣，但是這種繁殖方式壯大了全部有機體的力量，並決定了其特征。對此，在演化過程中，這種方式擔任了一個平衡作用，尤其是數量上的平衡作用的角色。在靈長類、類人猿、亞人類身上，與性的區別繁殖相比，這種繁殖方式的作用已變為決定性的。從今以後，唯一的一個種類能夠產生和永久延續好幾種集體關係體係，而後者是以前由曾有唯一的一個體係而被分離開的生物種類實現的；而且曾經接連產生過社會因素和社會因素的組合的一個進程成熟到可以同時徹底改變、利用或連接它們的程度。
在宇宙範圍內，一切在發生著，仿佛由於從生物學上有區別的創造物在時空的不同領域所構設的許多手段相結合，而一種古老的手段已經得到學習並豐富起來。相對於環境而獨立的觀念、中止選擇性的勞動觀念，尤其是涉及到人的問題，就已經表明了社會與遺傳學之間的這種變化的影響。雅克。莫諾寫道：“很明顯，在選擇的方向上的和合目的性的那部分成就隨著結構水平，從而對於環境來講的有機體自治的水平提高而變得越來越重大。這致使人們可以把這部分看作高等生物身上的決定性的東西，而這些生物的生存與繁殖首先依賴於其行為（習性）。”這位作者也肯定，在這些社會群體中，“選擇”曾經被取消過，至少從達爾文主義的術語上講，再也沒有什麼是“天然”的。
其實，我們已經脫離了一部分生物圈，即大部分動物種類共有的生物圈。相反地，我們已經對生物圈的被更疏忽或者更隱蔽的非共有的那些部分建立了依賴關係，同時有區別地重新調整我們的周圍的物質環境。把這種轉變當做一種自治的征象，這是隻考慮其中的消極方麵，強調指出了與以前的一種狀況的對比。積極的方麵更使我們感興趣：關涉到把行為（習性）作為生物與環境的真正介質，來確定其位置的一種演化的完善。對此作出貢獻的因素是人所共知的。
首先，在性生殖時期之外的壽命的延長了，代與代之間的間隔增加了，人口發展速度、基因變化速度可能放慢了，同時利於特定群組及其成員間的關係的穩定。
產前與產後的發育成長的時間延長了，這是第二個因素，其結果是帶有未完成的神經生理學體係的個人的出現。原因似乎是大腦體積的增加。這種延長意味著胎兒的大腦更大，因而母親的骨盆更大。自相矛盾的是，兩足的運動所造成的結果，是使分娩時所經過的骨管顯得狹窄。生產科學的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被記入女性結構中：孩子在完成其正常發育成長之前，在一個較晚的成熟期出生，並且需要相對而言較多的照顧。這種傾向明顯表露在靈長類和類人猿身上，但是對於這些種類來說，在一個比人更早期的階段，其大腦和軀幹就達到了最後的大小和比例。人類嬰兒腦顱的容量大約是成年人容量的25%，然而這種容量在亞猿類身上都是35%到60%。
這樣的差距的存在使人類的未成熟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未成熟隻是一種普遍傾向的強調突出。可是，這並不涉及到一種曾經獨立發生過的特別現象，而且麵對這種現象，人類集體曾不得不作出反應，建立注定用來對付他的家庭或社會。與事實更相符的是從中看到新的活力，狩獵活動尤其構成了大腦皮層的量與質的演化的原因，因而也是所描述的胎兒的未成熟並伴隨有與之相應出現的幼者對成年的依賴現象的原因。久而久之，有機體的自由支配和緩慢發展變成了一種優勢，同時也變成了一種變化，因為人類比其他種類更是必須要完成生物心理學過程，必須影響這種過程。新生兒的可塑性、非專門化有助於它們把被建議的和被強加的感覺同運動性的行為看作相似的。
既然如此，正如動物生態學家所研究的那樣，對日常生活的禮節及對特定身份地位的知識進行的啟蒙相似於生物集體通過視覺、聲音等的刺激的類型、動作、姿態所受到的浸染。嚴格意義上講，最初的嚐試與此重疊。而且，一直到最近的某一天，有必要令人聯想起這一點，實踐和技術入門很早就用觀察、實例和口頭交流等方式實行著。這樣，屬於成人世界的東西（對於動物和植物的動作、態度、手段、計謀）在它們被最終決定性地被安排之前，是與神經生理學的器官相伴而生的。吸收外部因素，並把它們納入到現存的活動中的這種天生的才能，包括從中可以自由支配的行為所相互結合的某個領域；這種能力超出基因繁殖所具有的能力水平。
另一方麵，人口與環境間的關係發生著轉化。很久以來，尤其是自從馬爾薩斯時代起，人們就已經認為人口會完全隨著物質世界的隨意變化而變化；用專業術語來說，人口被定義為按照資源所代表的自變量而變動的因變量。達爾文主義的生物學在生物界的整體上推廣了這個概念；這種生物學也曾試圖表明過，從這些種類的總額及其特征的角度看，根據遺傳學的觀點而對它們產生影響的一切事物，體現了它們的環境結構和範圍。適應能力相當於在這些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數量和質量上的平衡，它方便了個體的生存與繁殖。的確，應該保持對人口穩定的假設；人們應該承認，人口穩定的事實可能受到非議，並且曾經受到非議。一位動物生態學家寫道：“關於野生動物種群，人們能進行的最重要的概括之一是，它們的數目具有明顯的浮動傾向。”十九世紀初的自然主義者不加更改地重申生命均衡的觀點，即一種恒定人口的觀點。以前的宗教觀包括世界曾被有條理地創造出來這樣的觀點，還把這種秩序的變動歸因於上帝的意誌，以及上帝在因人類傲慢地擾亂這種秩序或者為所欲為的時候懲罰人類。這種普遍的觀點自然而然地在以後的有關動物的適應能力的生物學理論中擁有一席之地，因為當時人們設想（正確地設想），動物密切地適應其外部環境，並且也設想（錯誤地設想），這種適應導致了不同的生物種類成員間的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
假定是這種情況，但目前我們不知道哪個是真正的動物繁殖的限製性因素。人們曾相信並斷言，每年人口的變化與可自由支配的食物的數量相關聯，這是生產力和適應環境的跡象。但是，人們不曾拿出令人信服的例證，同樣也沒有顯示出根據食物的種類和數量而定的這種所謂的人口的限製機製。關於這個理論的令人不安的一些情況已經描述過。所以，在馬達加斯加，鬼魂的群體不消費它們所能達到的範圍裏的所有食物。在埃尼威托克珊瑚島上，原子彈爆炸造成蟹類的大量死亡，後來又使該島再繁殖蟹並且又恢複了它們最初的密度。由於缺乏足夠數量的藻類，這些蟹不得已而選擇了植物莖梗的外部纖維作為食物來源。這些實例可能傾向於證明，麵對變幻不定又各不相同的資源所構成的群體來保持個體的密度。這就勢必放棄在個體數目與食物數量之間的嚴格的關係：“如此大眾化的馬爾薩斯主義（人口的），即每年生存下來的個體的數目取決於可自由支配的食物的數量，而多餘者（人口）將死於饑餓，這個觀點不再受任何研究自然人口理論的維護。”盡管如此，尚有諸多的事實都依賴於該理論的其他方麵，以至於無論如何，人們都應該重視這個理論。它預先假定通過每年的人口浮動而繼續存在的一個不變性，並且推斷，在突變或個體出現“過剩”時，其消極影響是資源的過度開發、惡性疾病的傳播，以及久而久之一部分種類的毀滅。如果在此期間，人類沒有被危險的減少，或者沒有引起其他種類的出現，同時生態學上的障礙已經對基因傳播產生影響，那麼就會恢複到一種正常狀態中。
可能在高級靈長類中，或者說在人類中，這種範例及其結果不再適用。人口似乎起著一個自變量的作用，起著一個使物質世界服從於其壓力的推動因素的作用。人口過剩對恒定的方式進行幹預，同時導致食物、本領、才智資源的區分與複合，促使集體擴展，把這些資源附入到人的生活範疇中，而不是屈服於現存的形勢。人類群體遵照某種密度，使自己的數目與其擁有的財富和空間相稱的傾向是很古老的，而且是維持生命延續的所需要作的必要努力。這種傾向體現了人們關心的是，在遲早會發生的，引起大量遷徙的一種社會運動中恢複平衡，或者體現了要動用注定用來創造原材料和發明適宜於把人口固定在其已達到的極限知識的程度。但願這種超越，即多餘的個體的存在，構成適當的工具、生物、物質力量的再分配的原因。關於狩獵問題，我們剛剛明白這一點；而且對於農業來說，人們最近表明了這一點。
人口過剩，遠非一個消極因素，而僅僅是長期艱難建立起來的協調一致的破壞者（正如在演化過程中出現過的情況），他擔任一種積極職能，因為過剩人口為財產更新和人類與自然間關係的更新鋪開了道路。作為認真的觀察家，埃利·富爾寫道：“過剩人口創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創造了現代觀念，現代觀念創造了以前意想不到的資源。因此，我們應該把人口過剩看作一種原因，一種具有自治性的原動力，而不當被看作周圍環境的純粹外部變動的一種結果。”在這點上，卡爾。馬克思已經接近了真理，因為他指出：“人口的增長……僅對其自身而言概括了生產力的發展。”在生產力的調查表中，除了工藝之外，列出了人類的智力、體力等生物學上的所有稟性。
基因繁殖與非基因繁殖的重要潛力的形成，和種群超出生態學限度而同時在更複雜多樣的情況下減少對作為潛在性而被維持的基因變化的壓力影響的傾向，這兩者表明了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用達爾文主義的語言講，不再是合乎自然情理的。相應地，當一部分動物群體被迫離開生存環境（比如從草原轉到沙漠），或者當這個生存環境變化了（草原變成了沙漠）時，這部分動物就直接麵對另一種氣候、另一種植被。地理上的斷斷續續的變化引起了個體的死亡（必死性），它們的基因型以及繼承或後天獲得的特有屬性的改變。相反，當中已經達到這裏關涉到我們的演化階段的小群體，被導致在其牽涉過程中探索未知事物並且開始接觸未被開發的資源時，這些小群體這樣做了，社會分化機製以額外補充活動的名義允許它們這樣做。它們有可能得以認識到並創造出新的物質和精神財富，而並不被迫完全放棄舊的機能和財富，並非無法挽回的與它們的環境決裂。我們曾經證實過，捕食就是如此。另外，人類小群體或者原始的亞人類小群體進行的交換是由另一小群體為中介：狩獵者在已經掌握了以狩獵和采集果實為生的人的生物心理學手段（類人猿或亞人類的手段）之後，就開始接觸草原。在這種情況下，由人到物質的關係製度，連續不斷地經由另一個“人”，這個“人”已經暫時把這種關係製度的某些方麵納入自己的身體和大腦中。人們可能會說，天然淘汰在這點上遇到了其應用上的限製。
通常，一個通過其變化作用而產生其自己的限度的基本過程達到一個不同的真實的過程，如同一個嚴格遵守其規律的太陽係爆炸突變、消失或進入另一個太陽係的軌道。普遍性、恒定性是很難達到和維持的暫時的狀態。因而，大約兩千萬年前或者四百萬年前，天然淘汰已經概述了生物與環境的一種有區別的結合，以及有區別的自然生存的條件，這並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如同天然淘汰已經由於一個類似結果的轉變而成為可能一樣，它僅僅使從轉變到有區別的生活定律成為可能。我的意思是說，在物質世界中起作用的是客觀力量的新動力。這種動力的自律表現出其相互關聯的結果是造成在類人猿界和采集界中公開明顯的裂痕，以及導致了人類和狩獵的出現。區分社會中的男性部分與女性部分，以及環境中的動物的潛力與植物的潛力的這種差距，具有標誌特征的作用：“通過與食肉動物的對比，人類的狩獵是男人的事情；基於勞動的分工，這是一種社會和技術上的適應，完全不同於其他哺乳動物的適應。”
這種評語是恰當的。但是，應該直接闡明一個重點。這種劃分意味著一種差距，一種關於與物質世界的關係，關於勞動的活動範圍以及執行勞動的人類群組特征的分離。其影響已經被認識到了，相應地產生了人類能力的資源以及這些關係的混亂狀態。由此我想指出，這種劃分並不歸結為特定的小群組執行任務的專門化，不歸結為勞動的劃分或更確切地說是再劃分。讓一個群體捕捉羚羊，另一群體捕捉大象，一部分群體在臨時住地附近收集草料，而另一部分卻遠離那裏。這種分派保障了能力的更好發揮，保證了資源更精細合理地使用。活動和客體對象的確定，改進了諸多巧妙手法，為更有效地組織社會生產開辟了道路。它不表明與物質世界關係的區別，也不表明這些關係改變的過程。
很顯然，在狩獵者之間、采集者之間（同樣在耕種者之間、手工業者之間等等）進行的細分是一回事，在狩獵者與采集者之間（或者在耕作者與手工業者之間等等）的劃分則是另一回事。前者說明了一種本領，即現存的共同物質手段的多樣化；後者意味著本領，有區別甚至是相對立的物質手段的形成。自從出現亞人類和人類以來，這後一種劃分已經為人口的繁殖及其適應環境的問題提供了另一種解決辦法，這與選擇給予的辦法不同。在這裏我描述的這種劃分出與狩獵者的特殊情況下；在其他的著作中，它進而體現了確定一部分人類的資源的產生及其向另一部分人轉移的一種普遍原理，而人類與物質世界之間的關係又重新組織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