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了確信自身的特殊性而在自己的周圍設置界限，並且通過與其他生物相比較而存在。誠然，人類有一個優勢：生存的優勢。其他渴望生存的有機體屢屢失敗，與此相反，人類的生存優勢顯而易見。人類堅信自己在漫長的生物鏈條中占有特殊位置，因此人類不斷加強著這種優勢。然而，自以為能獨一無二和與眾不同並不是令人信服的條件。應該證實這種獨一無二和與眾不同，也應該核實這種有時是決定性的並且反映天地萬物的運行過程，這種需要經常不斷地顯露出來。對遙遠的宇宙空間的探索使人期盼會遇到與我們相同的其他物種，那麼有朝一日人類這種獨特性可能會畫上句號。在此期間，人類組織持續不斷地說明自己的特性，解釋為什麼說他們是人類，以及在哪些方麵他們表現出人類的特征。
在這些審慎的言語背後，人們感受到起源問題的魅力所在，並試圖弄清人類的產生過程，把人類與動物世界及物質世界區分開來描述，以使之居於其他生物種類之上。然而，與自然決裂，組成一種社會或文化秩序，這是人類特有的，是人們給予起源問題的並試圖千方百計進行論證的解決辦法。因而，根據把社會與自然對立起來的這種排他性，以尋找人類固有的東西，就促使人們給予這種分裂一個重要角色。尤其是，我們的文明依賴於這種分裂：社會屬於人的範疇，自然屬於物的範疇。這種分裂掩飾了高等與低等、精神與物質、聖事與俗事存在於人類出現之後與之前的事物的分界線。甚至由此，分裂進行由動物到人的過渡，由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的過渡，不斷在神話傳說、宗教或科學中重複出現。誠然，人們經常對把這兩種狀態對立起來的態度表示懷疑，而英國哲學家休謨建議僅僅把它作為一種虛構接受下來。針對觀察的詳盡程度和論證的邏輯性而產生的這些懷疑是徒勞無益的。然而，它們並沒有破壞從根本上充實起來的一個思想體係，而這一思想體係主要是堅持肯定社會的反自然性和人類的特殊性。
可是，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思想觀念的平均壽命已明顯地縮短了。我們所熟悉習慣的科學甚至在近期內也都或多或少地在融合、轉變或消失。今後，一切正延續的事務，哪怕是關於真理方麵的，對我們來說也都似乎會是可疑的，甚至是不恰當的。無論如何，生物學上和史前史上的發現從另一角度為我們展現了動物世界與行為，以及從靈長類到人類過渡的一係列情況。同時，曆史推動力促使文明朝新方向發展，引起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踐。尤其是，我們以前一直被強迫按照上級的指定而使用“文化”，然而在同一曆史舞台上，被我們拋棄給“自然”的那些社會的含義，顯示了這些曆史力量的含義極其深刻影響。
另一方麵，懂得如何控製人口發展和管理環境資源，明白哪種角色利於科學進步，這引起了社會運動，而這些社會運動迫使我們修改其中的一個基本選擇。那就是，人是自然的主宰者和所有者，人把自然當作萬物世界並從外部征服它。
“最後的並非不重要。”最為常見的情況是，理論、論據和問題都參照某一時期和某一社會固有的經驗與感覺。這樣，伴隨著人類關係、行為和利益的區分而產生的個人主義有力地促進了社會與自然的分離。然而，一切都出自於這同一模式：物理學中的不可分原則，為繼續生存而鬥爭的孤立的有機體，市場上分離出購買者與銷售者，甚至於獨自麵對宇宙世界的研究人員。人類有個全麵的說法：個人是參照單位，個人體現單純狀態或幾乎屬於單純狀態下的人性。因此，社會不可能是其他的事物，而隻能是一種限製或一種對抗力量。它體現或限製個人，並阻止個人成為他自己。今天統治我們的政治法律製度的原則深信這一點：社會是反自然的，因為它是反個人的。
集體化的利益，意義深刻的人際關係，這些現在已成為不可置疑的趨勢，是人們在任何領域都不能回避的顯而易見的事物。在物理學上，原子是大量群體運動或轉化的；在生物學上，是動物群或種群而不再是孤立的動物構成一個生物種類的整體；在哲學上，依據事實是研究人員的共同之處，甚至僅僅是共同之處而已。人們越來越多地發現，集體思想家取代了個體思想家，如同在生產領域，集體勞動者代替了個體勞動者一樣。因此，大眾、群體、統計的思想觀念，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進入了我們的思想範疇和我們的生活。果真如此的話，社會與自然的對立，正如從集體到個人所經曆的對立一樣，在我們當中無法再找到共鳴，這種對立將失去其尖銳性與合理性。
因而，科學發現和曆史力量再次促使我們重新看到關於我們人類的起源問題的事實與必然聯係。同時，它們又促使我們從另一角度考慮我們的社會界與自然界的聯係。但是不要操之過急。在這方麵，我們設計了行為表現與道德標準的總體，他們如同真與實這類詞語一樣銘刻在腦海中。盡管如此，社會、運動和感覺的演化還是使之削弱了並且逐漸地剝奪了對它們的評論和解釋的權力。因此，引出共同的思路，集中科學發現，曆史力量或社會運動使我們對社會和自然的觀點發生巨變。如果把以上的內容集中到一篇論述中，那麼在闡述其中的觀點之前，合適的做法是重申這些道德標準與表現的整體意義。人們重複它，正如重放唱片，即使不是為了娛樂，至少也是為了堅信在談及同樣的事物。借助於說明與評論，我們能更好地展望目前的這項工作的前景。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人從自然中脫離出來？哪些是與生物世界及物質世界決裂的決定性因素？提出並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的人，渴望能確定人類的真正開端，並揭開人類特性的謎底。在人類化的過程中，似乎在事實上幾乎已經穩定的有機體內發生了解剖學和生理學意義上的變化。這種皮層的突變，不論是整體還是局部，都相當於從一量子級向另一量子級的突變，打開了演化的突破口。
人類學家們使用“渡過盧比孔河”這一著名典故來描述這種突變，這個典故的含義是甘冒風險、破釜沉舟。由此產生的突破口引起了語言、抽象概括、組合人為手段等能力和特性。由此看來，人類本身的那種驚人的韌性，其發明能力都有助於他利用現存的大部分資源，積累並傳播知識，迅速地從一種環境過渡到另一種環境。在大多數生物種類中，當涉及到進入不同領域並在那裏發展壯大的問題時，經過緩慢遺傳的基因變化是必不可少的。人類特有的發展既不經曆，也不引起，同樣也不依賴於這樣的變化或這樣的緩慢遺傳。其獨有的發展機製被附加到其有機體構造中，這是奇特的。某些人又覺察到一種遮蓋物，一種貼在一個生命體外表上的裝飾品的存在。泛言之，這個生命體從機體組織上看，仍然是個猴子，確言之，是個赤裸無遮的猴子。亨利。伯格森寫道：“存在一種根本屬性，也存在一種後天獲得的品性，後天獲得的品性與自然屬性重合在一起，模仿自然屬性，但卻並不與之混為一談。”
原因在於，隨著時間的推移，普通決定論被人類特有的決定論所取代，同時又便於人類在最初的環境中創造自己的生活空間。既然如此，自然就超出了自我，把人從集體束縛中解放出來，並使之能夠重新出現在作為客體的世界之外，而隻以微妙的方式參與其中。脫離自然，或者與自然相比較而言，克服了動物界的障礙後，建立了一種用人為方法或才智進行表現的關係，這是任何其他生物種類都不曾認識或無法認識的關係。人們一般轉而讚成的普遍觀點，至少是這樣的。
隨之而來的推測與把人的生物組織設想成一組永恒不變的數據資料，而人對外界的作用，對生物組織沒有解剖生理學上的影響，其各種實踐活動或智力行為僅僅限於人為的再創造環境，而不參與其構成。然而這無關緊要。軀幹、頭顱及四肢的形狀、人類特有屬性、直立姿勢、腦容量、言語……我們今天對它們深信不疑，它們是人類進行狩獵和采集活動的結果，也是為了能成功地采用必要的功能工具與計謀的能力所致。這些變化是隨後發生的，人類特有的基因變化及社會變化並沒有先於這種情況。無論從大體上還是從細節上講，這都將決不會使人聯想太多。自從作為獨立實體處於雛形階段時起，人的自然實在性就總是包含一種認識，一種實踐方法，這些是與適當的工具及姿勢的精心配合相聯係的。在人演化的任何階段，這種事實在純粹機體或本能的必備物上都沒有受到限製。古生物學家承認這一點，越來越多地用工藝學術語解釋生物學。
關於物質環境則與此相同。舊理論傾向於把物質環境與個人聯係起來，把它定義為具有同一的、永恒的、總像自己的特性，而不取決於居住其間，開發它的創世者所產生的影響。物質環境與地理及地質範疇相混同，根據一種普遍看法，自然歸並為這一點。然而，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結果表明，某一生物種類的自然生態學環境為這一種類所特有。自然環境與分布在一定麵積土地上的群體有關，與使之占有一種資源而不是占有另一種資源的這種群體的操作方式有關。對於外部旁觀者來說，森林似乎是獨具特色的單一的環境。而對於群居在那裏的動物來說，它則是多樣化的，有一定結構的世界，其間隻有一小塊兒似乎為他們這些動物所熟悉和了解，其餘部分則被看作是不存在的。圍繞著人類的環境，與動物的環境相比，並不是簡單地在類型和麵積上不同，因為它涵蓋著環境的整體。這種環境包含我們已經創造的物質以及植物和動物種類，這些種類之間相互影響，同時也影響已經存在的其他種類。鑒於影響環境並已塑造了環境的進程，可以說與環境相適應的生物圈是獨特的。
當人們留意一下導致人類產生的內部和外部因素時，就勢必發現隨之得出的是一種不同的聯係，一種質的差別。應當堅持這點。這種新的聯係一開始就包括了人類所構造的行為與知識。它沒有包括其他的東西；沒有人與產生了人類創舉的環境之間相聯係，並不是因為人造成了這種聯係，而是因為人在孕育這種聯係時，從生理上、精神上，社會上構築了自己的本來麵目。
在前一部作品《自然中的人類史論》中，我堅持並論證了：在宇宙中，好幾種聯係同時都是自然的，設想它們可以並存而且又前後相繼，這是有可能的。與我們相關的聯係，把人類置於一級，而把物質力量置於另一級。應該研究產生物理、化學、遺傳因素的人的活動，而不隻是像所肯定的那樣研究一些人為方法。我支持這種觀察、理解方式。區分包括我們在內的有機體的屬性，在這種二分法的背景下，自然與人為在分類上的區別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牢靠。人類獨自反對整個自然的鬥爭可以被設想為在自然“內部”的對抗，這種鬥爭與人和人之間的鬥爭相比更為激烈。
首先社會作為我們生命體質的決定性的組成部分，參加了這場衝突。然後，有其他物質力量源源不斷地從中結夥而戰。以植物“反”動物，以電力“反”機械力……我們參與了物質世界有規則的分化過程，並把這作為關係體係顯示出來公之於世。人的介入具有在體係中與其對手所建立起來的聯係的意義。況且，把人與其“同盟者”相聯結，與其“敵對者”相對立的原理，就是那些把在物理學上、生物學上、化學上的存在物質相結合的原理。人類用其手臂、神經、大腦與他所影響的力量相融合。因此，人“是”馬力、重力、電流，反之亦然。很久以前，安蒂豐闡述了這個道理：“憑借技巧，我們征服事物成為主宰，而在這些事物中，我們被自然征服。”因此，這些根本不是互為外在用語。關於它們之間暴力衝突的神話學，被一再補充重複以致令人生厭，很顯然是連篇含混的概念，毫無意義，不適用於闡述任何具體的史實。這種神話學使之可以被接受的二難推理——在脫離物質的人與牽涉到物質的人之間、觀眾與演員之間，它們的唯一的依靠是作為無能者反麵的支配作用——很快就失去它的其實的功能與動員的效力。尤其是，與其說是保護人類反對自然，不如說是保護自然反對人類。
由人類所生成和無人類所生成的產物之間的劃分痕跡日漸模糊。為了直接延伸人體而設計的機器和工具，其功能取決於人體的肌肉力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些機器和工具是這種劃分外表明顯的載體。現代化的自動係統具有自律性、自動調節功能，甚至具有自動生產能力，如同專家把它們與所謂的自然係統相聯係一樣。由於這些現代化自動係統出自於人類的智慧、靈巧和汗水，所以在這種對照中，沒有人發現有什麼妨礙。
物理、化學、數學研究方麵，可以達到在“自然”中無可比擬的物理或化學上的“種類”的生產，而與在這些研究之外形成的種類毫無二致。無論這些種類是出生在自然界裏還是出生在實驗室中，門德列耶夫化學元素表的讀者都會在它們自己應占的位置中認出它們。鑒於人們可能會用人為現象給它們定性或濫用言語來形容它們，這些科學“種類”沒有再現出任何原有的物質結構，也沒有取代任何一種結構。在已發現的“種類”中，可能應當包括我們的“種類”，我們的生物特征、我們的智力特征、我們的器官及其應該包括在內的功能。我這樣說是根據我們的實踐結果。藝術與科學的產物隻是與現象（例子不勝枚舉），與我們的能力的提高及其相適應的環境相輔相成。其結果，並不是一種反自然狀態或人為狀態，而是一種“自然的進步”，因為，人類以此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和願望，即各種各樣的意誌表現。人與物質相整合或人離不開物質，這就是我們的自然狀態的具體定義和真正內容。堅持用“人為”方法來形容這裏所體現出來的關係，就等於堅持認為，我們的種類向來和永遠隻是存在於可以說它可能與毫不相欠的一種自然中。這確實是荒謬和無根據的。所說的這種關係的特殊性僅僅與其形式有關，而且可能與其所用的措辭也有關。其實施問題，正如對任何類似的關係來說一樣，也涉及到生物學和生態學。的確，這種關係不同於大部分種類所維持的相應的關係；但是那些關係也不同於人們在化學力量或物理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所察覺到的關係。歸根結蒂，這種形容性的說法似乎尤其是基於：把自然交換與在動物世界中流行的行為和演化方式相混淆；人們由此推斷出所有其他交換的非自然的特性。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犯了一個類似於哲學家們犯的錯誤。對於那些哲學家來說，社會建立於私有製或與私有製相似的所有製基礎上，所以，在社會產生之前的一切都屬於自然狀態，非所有製狀態，更不是所有製的不同形式。或者如同社會主義者那樣理解，對他們來說，取消私有製意味著取消任何所有製，而不是意味著其曆史上表現形式之一——集體所有製的到來。總之，把客觀事實壓縮為其現象之一，這解釋了為什麼要刪掉人之初時曾部分地為其所有的一種自然生活方式，這一做法被看作是對任何自然生活方式的破壞，而不是被看作一種更新。沒有什麼迫使我們繼續這種混淆；一切都促使我們結束非人類的自然與非自然的人類的觀點。實事求是地講，無論是在類人猿的或未開化的原始時期，還是在已演化了的現在，人類的任何部分都可能無法被認為與其他部分相比，離本身處於運動中的一種純化狀態、自然狀態更近或更遠。從前曾經發生過的還會繼續再現，各種形式仍在獨自改變。
我們已經一起用一種自然的人類曆史取代了本來可以被人們覺察到的，曾經被人類改進了的自然曆史。轉變關鍵時期的特點的出現表明了人類的介入，同時也把人類從其他生物種類中分離出來，但這並不顯示出所謂的自然的出現：這種分裂從未發生過。在從動物到人的過渡階段，這種分裂標誌了從第一段共同史（人作為產物出現）到第二段曆史即自己的曆史（人作為積極的要素產生）的過渡。這種情況下的演化所選取的新方向證明了這點。
這種自然狀態的事實與概念，從多方麵表明了某個新事物。如果想從中發現我們為其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要素的生成變異的場合，而不是在最初的生物學上的偶然時間之後，由物質力量，我們的約定的合作者所引起的障礙的場合，那麼就必須適應這種新事物。同樣重要的是，社會狀態與自然狀態共存，與動物界的各種等級製相適應。從此以後，很難從中僅僅看到我們人類生存藝術的表現。這就迫使我們采用與劃定這兩種狀態的界限的關係不同的觀點。我們知道，目前我們的文化與科學將其定義為一種排斥關係。為了支持這一觀點，該論說重新使用了這樣的主題，在三個領域內把社會與自然進行分界：技巧、遺傳學和政治權術。我將簡要地對這三點進行描述。
首先，注意到了一件事情：自然是一個直接的已知條件（資料）。在它們包含的環境裏，個人感到與其周圍的生物很協調，活動的節奏和能量的消耗表明了感觀的本能功能，也表明了遠古以來的規範狀態和歲月的緩慢流逝。大自然繁殖和哺育著生命，它們生活在慈母般的土地的懷抱中，同時一直保持著生命的活力。那裏，狗認識其主人，蟬熟悉螞蟻；花草樹木覆蓋著大地表麵，人本能地掌握了所需要的動作舉止，以便達到某一目的，完成某一任務。從視覺、觸覺、嗅覺所帶來的訊息中產生了好奇心；事物與個人配合默契，準備好為人自由的發展，到處都存在著在有機體和周圍環境之間的和諧；在世世代代的明顯可見的延續中，真正的生活分為出生、成熟和死亡。這種自然的天性是自由的、隨意的、積極的、個人的和穩定的，它與我們的生物體質緊密相連，因為它正確評價了我們原始的能力，在我們與世界之間建立了自發的、本能的交流周期。人處於存在和禮數的雙重關係中，置身於自然而又與之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