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大主將，胡適在中國近代學者中的成就十分突出。他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首位推廣白話文與新體詩的學者，還是第一個用西方學術工具來係統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人。他一生涉獵廣泛，對哲學、史學、文學、教育學等領域都有很高的造詣。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等著作，開啟了中國現代學術研究範式的先河。
胡適曾被不少人當成“全盤西化論”的代表。因為他不僅用西方學術工具“解構”了中國傳統文化，還多次撰文呼籲人們“反省”傳統文化的深重“罪孽”。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個誤解。
誠然，胡適對國學的研究是一次對傳統學術的叛逆。他在“科玄論戰”中堅定地站在“科學派”一方，反對鼓吹“中體西用”的“玄學派”。他始終致力於推廣白話文，顛覆文言文。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與大多數人一樣高呼“打倒孔家店”。但是，他破壞舊文化，卻並非完全拋棄國學。相反，他所做的努力實際上依然是為了複興國學。
胡適曾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了複興國學的路線圖：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
胡適在《口述自傳》中再次強調：“中國的文藝複興有四重目的：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的學理；整理國故（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作一番有係統地整理）；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研究國學的直接目的是“整理國故”，即重新整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資源，最終目的則是促進“再造文明”——中國的文藝複興。
在那個新舊文化激烈衝突的年代，胡適深刻地意識到傳統學術的局限性。為此，他吸收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與赫胥黎的懷疑論等西方學術成果，一麵向文化界宣傳這些西學理論（輸入學理），一麵以此為參考來研究國學。
胡適本身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又通過輸入學理擴寬了視野，故而能站在更高的角度來看待傳統國學。在他看來，再造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舊瓶裝新酒”，用科學的方法（主要指實證主義）來整理“國故”，在中西結合的基礎上去蕪存菁。
“國學”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概念，與胡適所說的“國故”同義，都是指中國傳統文化。近代的知名學者無分學術陣營，都參與到了“整理國故”的運動中。以再造文明為最高目標的胡適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在學術圈中扮演的角色，可謂獨具一格。
梁啟超、章太炎等老牌學者雖也嚐試過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但他們隻是粗淺接觸過西方文化，並沒受過係統的西方學術思維訓練。所以，他們的研究方法依然帶有濃厚的清代樸學色彩。
胡適則不然。他曾留學美國，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將西方實證主義與樸學的考據方法融為一爐。胡適治學最大的特征是強調“科學性”與方法論。在他看來，沒有科學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為此，他初出茅廬時還曾與章太炎等老前輩爭論過研究墨家思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