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與陳傅良交遊更長，“餘亦陪公遊四十年，教餘勤矣。”(《寶謨閣待製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卷十六葉適與陳傅良交遊，始於孝宗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當年葉適十四歲，寄學於瑞安林元章家，與其子頤叔(正仲)和淵叔(懿仲)同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為師，一州文士畢至”(《林正仲墓誌銘》，《水心文集》卷十六)。
當然，葉適在青少年時代，勤奮好學，為其師者亦不僅限於永嘉學派的學者。凡有學問有德行者，如劉夙，劉朔二兄弟，葉適亦曾師事之。二劉是林光朝的門人。林光朝為程氏三傳，世稱艾軒先生。
“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為源流。”(《宋元學案》卷四十七《艾軒學案序錄》)二劉公“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輕爵祿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二人相繼教授溫州，“於是邦之士，披山通穀，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葉適亦“童孺事二公”，而與劉夙子彌正，劉朔子起晦同學為友。(《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卷十六)二劉公的學問和政績，對年輕的葉適都有一定的影響。
為葉適之師者，還有隱君子永嘉人陳燁。陳燁字民表，生於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憤於“道衰教失”，隱居永嘉郭之西，平生著書甚工卻不示人，“不欲以詞藻競於時”；揣摩世事甚精，對客默而不解，“惟恐以聰察矜於物”；非其耕不食，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遊而久；無悲愁慍忿生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以上為陳隱士所稱，“自餘幼從君至者，驗其所行，無不然者。”(《陳民表墓誌銘》，《水心文集》卷二十五)陳燁卒於嘉定七年，享年八十八歲，是葉適一生中交遊時間最長的一位。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葉適二十四歲，由於家境貧困，無以為養，奉母之命赴京城(當時稱行在)臨安(今杭州)謀生，就學於太學。當時孝宗皇帝精厲圖治，屢下詔求直言，而所征詢的問題，正是葉適平時所學習和研究的，因此他是有言可發的。但是，按當時的製度，太學生不得向皇帝上書言事，葉適就隻得向西府(即樞密院)上書，時間在他到臨安的第二年。
葉適上書的西府長官，是葉衡。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四月開始，他先後任簽書樞密院事，權知樞密院事，直至左丞相兼樞密使。
葉適對他抱有很大希望，故上書言“今天下大勢”。他指出，當時“天下大勢”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畏戰無勇之俗”。此俗由來已久。宋初，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真宗親征至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幣賜金”，訂立城下之盟，已開這種積弱之勢。到宋仁宗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這種風氣已到“莫能易”的地步。“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在這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狀態中，雖在“士馬全盛，生民安樂”時，“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而事態平息後，“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為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
就是這樣形成的。直到宋神宗“熙寧，元豐之際，始梢變其習(按指王安石變法)，思有以振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接，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自此之後，“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但是，“剛心勇氣，無複存矣”。
麵對這種積弱苟安和畏戰無勇的大勢，葉適的態度是積極的。
他認為，“治亂無常勢，成敗無定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從曆史上看，“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當前正需以這種發憤圖強的精神，“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向樞密院長官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和建議，以改變積弱的形勢。首先是“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是“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等等。而為了這些措施得以實行，還必須做到三條：誠，賞，罰。所謂“誠”，就是“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所謂“賞”，就是“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醜”；所謂“罰”，就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戳而遺其貴近之厚”。(以上引文，均見《上西府書》，《水心文集》卷二十七以上是葉適第一次上書言事，即已切中時弊，足見永嘉之學重事功，謀實務之本色；這次上書中的觀點和主張，在葉適的政治實踐和學術生涯中一以貫之。
葉適在臨安的時間並不長，隻有一年多。在《上西府書》中就已表示要“收拾廢放，將就隴畝”了。上書後，即回永嘉。此時葉適雖隻有二十多歲，但學問已相當可觀，因此可以操其父業，聚徒教學了。
從臨安歸，“後二年，餘教諸生於樂清”(《丁少詹墓誌銘》，《水心文集》卷十四)。慕名來就學的，就有台州黃岩人丁希亮。丁希亮字少詹，淳熙元年曾在臨安見過葉適。這次到樂清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大葉適四歲)，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溫也。”(同上)次年又變名字從陳亮，陳亮驚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