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縱容交趾的軍事侵擾的同時，對境內的民族叛亂卻極為重視，盡力鎮壓。由於宋朝對交趾侵略行為的一味姑息和縱容，引發了儂智高起事。仁宗皇祐五年（1053），儂智高率眾攻破橫山寨，進圍邕州，之後又攻入橫州、桂州、龔州、藤州、梧州、封州、康州、廣州等地，聲勢之浩大，給宋朝巨大的震動，宋朝派陳曙、狄青等領軍進行圍剿方平息儂智高起義。交趾軍事侵擾及儂智高起義促使宋朝統治者意識到“朝廷之憂，不專在於西北也”，“國朝以契丹、元昊為憂，不知儂賊猖獗”。寶元元年（1038），撫水州首領率眾攻打融州、宜州。宋朝征調邵州、灃州、潭州戍兵數千人前往鎮壓。熙寧初，宜州知州錢師孟、通判曹覿“擅裁侵剝之”，引起少數民族的反宋鬥爭，宋朝“征發在京驍騎兩營及江南、福建將兵三千五百人”準備對該起事進行鎮壓，後因少數民族首領率眾投降而罷。
結語
宋朝之所以區別對待大理國和交趾，與宋朝對大理國和交趾的看法有莫大關係。宋朝本著“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的曆史教訓，認為大理即唐之南詔，唐朝征討南詔的慘敗和南詔入寇四川暴行成為宋人揮之不去的陰影，所以深信“蠻夷桀黠，從古而然”，故而“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而且“蠻夷熟知險易，商賈囊橐為奸，審我之厲害，伺我之虛實”；加之宋朝南方無重兵，很難抵擋大理國可能發動的軍事攻擊，而為了確保與大理國毗鄰的四川的安全，宋朝隻能通過極力限製大理國的朝貢，抵製大理國的冊封要求這一方法來實現“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禦戎上策”。至於交趾，宋朝一方麵是由於軍事力量的不濟而未能對其實現軍事征服，甚至很難對邊境實施有效的防禦，故而交趾對廣西軍事侵擾不斷而宋朝又不能有效回擊，因而隻能通過頻繁的進貢和冊封來消弭可能進一步激化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麵，交趾對宋朝的侵擾多發生在廣西邊州地區，其破壞性不如儂智高起事這種內患深重，而且交趾對宋朝潛在的威脅不如大理國那樣強大，故而宋朝對待交趾的治策自然有別於大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