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大學在曆經了二戰後的急劇性擴展後，曾因為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大學規模迅速增大而帶來的條件惡化爆發史無前例的學潮，學生們不斷地要求結束傳統僵化的歐洲大學等級製度，並且在這方麵也出現了一些重大的變革，其中民主參與、學生作為消費者至上、職業教育的發展、招生和教學方麵的日益靈活等諸多改革成為大學的顯著特征。而90年代後隨著大學規模的擴充和費用的日益上漲，高等教育的經費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向大學施加巨大壓力，希望各大學承擔責任；無一例外地，大學自主權受到了限製，政府、大學、學生成為較為穩固的三角力量。這個過程在中國的發展恰恰相反，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和國家體製的限定，政府一直對大學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響，甚至在某些階段是唯一的控製性力量，直到80年代改革開放後才有所改觀，1992年中國社會轉型後大學相對獨立的地位被確立下來，盡管目前民主參與、學生作用尚處於摸索階段，但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大學和西方大學之間殊途同歸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麵，信息革命、全球化改變了大學的傳統定位，大學從麵對城市、國家到麵對全球範圍，大學之間通過多重直（間）接交換連接成一個巨大的網絡，構成了世界大學係統；共同的追求目標和現實背景使中西方大學在許多基本方式、機構模式和準則上具有某種一致性。以上這些直接影響到中西方大學校園形態發展。
在此階段表現出的共同傾向性：
1）開放性
大學校園關注在產、學、研密切結合下的空間格局調整，關注與城市、地區甚至世界範圍的互動關係，作為創造和傳播知識的複雜過程中最重要的機構與社會的反饋和交流日漸頻繁。大學在城市集聚過程中逐漸擔當起組織核心的作用，同時大學校園亦被定義為一個偏向公共生活與相互影響的場所，開放、交融、內部集群複雜化成為必然的特質。
2）多元化
信息時代知識和技術的迅速發展、大學功用和職能中終身教育趨勢以及對機會均等的社會公平的承諾，使大學趨向多元化。既可以構築新的、規模較小、職能有限的大學校園，也可以發展規模巨大，具有不同功能、空間層次，滿足各種類型人群需要的校園，甚至建立不直接依賴物質媒介的虛擬校園，等等。
3）連續性和變化
摒棄“一次性”、“藍圖式”大學校園規劃，將大學校園生長過程中的事業規劃、技術手段、教育資源市場狀況等變化的可能性結合到規劃中，設立彈性規劃準則和調整機製以引導校園形態可持續性生長。對校園規劃結果的真正檢驗標準是它們適應時間變化的能力如何，而不僅僅是剛建成時給人震撼的景象。
4）生態化
注重校園基地自然生態環境，同時將校園生態係統放到城市或區域的更大範圍內綜合探討，根據大學發展規劃和國家城市發展和建設的方針、經濟技術政策、區域規劃以及規劃區域整體自然條件等，合理地確定校園在城市、區域生態係統中的作用和地位。校園內則根據此定位運用生態係統整體優化的觀點對校園內的人工生態因子和自然生態因子合理規劃利用。
5）推進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是推進大學校園形態向人本主義、活力、多樣性、人際交流和效率的公共生活演進的有效機製。通過建立定期評估、回饋機製，建構由管理者和使用者共同組成的校園設計評價委員會，校園形態從預先設定的長期靜定式藍圖發展到尊重參與過程的動態模式，由重視實質形式發展到重視非實質的組織運作結構。
8.4.2國家、地方空間差異
盡管80年代後中西方大學在對大學本質“學術追尋”的回歸中，在社會價值取向和校園形態構築上存在趨同化的發展傾向，但並不等於統一、無差異；尤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大學網絡係統中，基於國家、地方空間差異上的層次區分是主觀所要求和客觀存在的。
1）發展階段差異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中西方大學之間存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中國1978年“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初期的大學發展是基於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正規”大學的停滯與消解，屬於高等教育的恢複性發展階段；而1992年“南巡”講話至當前則是在實現大眾化高等教育發展目標下的跨越式補償性發展階段。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則多數在經過50、60年代的迅猛增長後，在70年代末期已經達到大眾化教育階段進入穩固發展時期。所以，與此相對應中國在80年代至當前的大學校園形態構築中有快速、大規模擴展和跳躍式變化的階段性特質。
例如，浙江大學校園發展。而西方國家大學在此階段多為在長期發展目標和現實需要中對校園形態的完善，具有長期、小規模建設、漸變的特質。例如：1993年SASAKI事務所為南佛羅裏達州立大學坦帕校區作的總體規劃，通過有序開發將教學、住宅和公共活動區連接起來，新校舍建築建在原有建築的間隙處，增加校園密度，形成一係列新的相互關聯的四方院、庭院、拱廊和環形的人行道體係等，以整合適合佛羅裏達州氣候條件的校園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