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白沙是元代以後程式化的朱子學向明代的學術主流——陽明學過渡的關鍵性人物，他開啟了心學重光的閘門。本文從明初學術的背景出發，著重探討了白沙思想中的“自得”、“自然”、“主靜”三個問題。認為白沙倡言“自得”是和他科場屢試不第的慘痛經曆有關，由落第而悟覺，開始拒斥當時的主流學術而自處邊緣，重新回到心學體認的道路。對於白沙的“學宗自然”，可以做不同的詮釋，本文主要是從當時的學術環境，以及朱學傳統和心學同調兩方麵不同的反應，來證驗和思考其主旨。白沙之“主靜”，向來是後學爭議的焦點，批評者謂之“近禪”，欣賞者往往能心領神會、啟導機杼。以下從“主敬”與“主靜”之糾葛、動靜合一、養善端與辨人禽等幾個層麵，探討了白沙學說中“主靜”的意義。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人稱白沙先生，1428——1500)歿後，門弟子撰文述其生平，表彰其業績，曾引發過一些有趣的爭論。張詡(字廷實，號東所，1455——1514)在《白沙先生行狀》中，明言自己繼承衣缽之人；強調白沙思想超悟高遠，四無傍依；多言神跡，將白沙一生描繪鬼氣拂拂。引起其他弟子不滿。林光(字緝熙，號南川，1439——1519)致書張詡，對《行狀》及《墓表》做了毫不客氣的批評：
《墓表》雲：“繼孔氏絕學，開萬世道學之傳。”則自孟子以下諸賢，皆不免見遺矣。《行狀》中“右臉有七黑子如北鬥”。此朱子相也，若雲白沙亦有，何吾輩之未見也？又雲：“卓卓乎孔氏道脈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也。”嗚呼！斯言之過甚矣。閣下以為伊洛之學蓋不足道，仆恐白沙先生地下亦未以為然也。此啟爭端，添談柄之大者，不可不思也。(《南川冰蘖全集》卷五·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1466——1560)後來也說：常恨石翁分明知廷實之學是禪，不早與之斬截，至遺後患。翁卒後作《墓表》，全是以己學說翁，全是禪意，奈何奈何！(《甘泉先生文集》卷四究竟誰人傳了白沙之衣缽？後人有不同的看法。這段公案至少說張詡《行狀》雲：“臨歿，具書趣至白沙，寄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付吾某矣。’因執某手曰：‘出宇宙者，子也。’嗚呼！言猶在耳，不肖某鬥筲之器，何修何為而後可以少副我先生負托之重乎？”明言是由他接了衣缽。而後人多視湛若水(甘泉)為白沙傳人。白沙生前作《江門釣瀨與湛民澤收管》七絕三首，自跋雲：“達磨西來，傳衣為信，江門釣台亦病夫之衣缽也。茲以付民澤，將來有無窮之托。珍重，珍重。”又，白沙歿後，甘泉仕途通達，凡“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明儒學案》卷三十七)，弘揚師道不遺餘力。故白沙門人中，甘泉推第一，早定讞於冊。三十年代，容肇祖先生作《補明儒東莞學案——林光與陳建》一文，引湛若水《南川林公墓表》、屈大均《廣東新語》，及《廣東通誌》等文獻中推崇林光(緝熙)的話，認為“林光為陳獻章最得意的弟子”(《容肇祖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第219頁)。據白沙至友莊昶(定山)記語，成化十九年春(1483年)，白沙訪定山，“論及心學，先生不以餘言為謬，亦不以餘言為是，而謂餘曰：‘此吾緝熙林光在清湖之所得也，而子亦有是哉！’”
(《明儒學案》卷四十五)可見白沙視緝熙與定山為一路。而黃宗羲認為，定山之學是楊簡心學的遺緒，“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工。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明儒學案》卷四十五)。所以，林光的思想主旨與白沙明顯不同。又，候外廬先生等所著《宋明理學史》解析江門心學，指出白沙歿後，其弟子偏離師說的兩種傾向：一是湛若水的“離陸而近朱”，一是張詡的“忽視了陳獻章心學的儒學本質，而把它看作如同佛、老一樣的學說”(下卷，第196頁)。這樣，兩大弟子又均非正傳。以至薑允明先生在《白沙與陽明——兼論江門學派在傳統思想中的新定位》一文中，深叩“白沙門下更何人？”認為江門脈弱，真諦不彰，隻有“陽明才是白沙學的真正衣缽傳人”(《陳白沙新論》，花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頁)。這種紛言雜陳的情形，正應了《行狀》中的一句話：“門人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為稱，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
明，在白沙歿後，其弟子對師說的理解和言詮已陣角大亂。因白沙“絕意著述”，嚐言“他年儻遂投閑計，隻對青山不著書”，所以身後留下有係統的文字不多，這就給後人的辨識造成極大困難。又，萬首詩作，白沙自認寄寓無限深意，能見其心跡，但“詩無達詁”，那幽渺無定的境地又豈是常人能窺測的！所以，對白沙思想的理解，除了讀他本人的著作之外，多留意那個時代的學術環境，於生平交遊當中尋找蛛絲馬跡，將是十分重要的。
(一)倡言“自得”
明初，朱子學被定於一尊地位，隨著三部《大全》的纂修和頒布，當時學子無不偃伏其旌下。《明史·儒林傳序》說道：“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理學大師薛瑄(號敬軒，1389——1464)主張：“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讀書錄》卷一)這就是章懋(人稱楓山先生，1436——1521)所說的“經自程朱後不必再注，隻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語要》，見《明儒學案》卷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