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學派，亦稱“東林黨人”，是中國明代末年思想學術領域出現的一個以講學與議政相結合的著名學術流派。因該學派的創始人顧憲成、高攀龍等學者在地處江蘇無錫城東隅弓河畔的東林書院聚眾講學和讀書，故得名。
明代末年，在閹黨把持下的朝政日益腐敗，皇帝、宦官、貴戚究奢極欲，瘋狂掠奪和兼並土地，一引起地區竟出現了“人相食”的情況，激起了農民的反抗和鬥爭。礦監稅使橫行各地、橫征暴斂，加緊對城市手工業和商業的榨取，摧殘著某些地區剛剛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引起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反對。一部分在朝官吏和在野的知識分子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天崩地陷”、危機四伏，為了改革弊政，緩和矛盾，他們指責朝政腐敗，要求改革。萬曆二十二年(1594)，敢於直諫的吏部郎中顧憲成因抨擊朝政而與明神宗朱翊鈞的意見相忤，被革職，回到家鄉江蘇無錫。但他並沒有消極隱居、歸逸山林，而是與弟弟顧允成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倡議重修地處無錫城東的東林書院，聚眾講學，把讀書、講學與關心國事緊密相聯，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為學術宗旨。東林書院這種與議政相結合的講學、讀書活動，得到了社會上對現實不滿的地主、官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擁護，也得到朝廷中一些正直官員如趙南星等人的支持，許多不同學派的人士也“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明史·顧憲成傳》)，東林書院也因此成為當時社會輿論的導向。作為一個學術團體的東林學派，於是逐漸擴大成為一個政治派別，被當權者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學派雖“居水邊林下”，仍“誌在世道”，以國家興亡為重。
·他們的政治主張主要是通過個人的活動來表現的，綜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抨擊和反對大宦官、大官僚的專權亂政，主張革新朝政。他們指出：“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宦官)，與中涓合毒者實由外廷(內閣)”(《明史·史孟麟傳》)；主張一切政事統歸地六部，公論付之宮官，積極參加並領導反對宦官專權的鬥爭。倡議開放地方政權，運用和發揮地方士紳中有識之士的力量，發展社會經濟。被譽為“東林八君子”之一的錢一本還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的主張。其次，抨擊科舉弊端，提倡不分等級貴賤，破格錄用人才，以革新吏治。顧憲成明確提出，科舉取士應打破常規，“士亦擇於貴賤也，貴而取貴焉，賤而取賤焉，惟其當而已。”(《涇皋藏稿》卷二)顧允成提出“有潔己愛民者”應公開加以表彰。他們要求“海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明萬曆實錄》卷三四三)，為此高攀龍在天啟二年(1622)上了《破格用人疏》，有力地衝擊封建等級製度和上尊下卑的倫理觀念。再次，反對橫征暴斂。翰林院檢討姚希孟在《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疏》一文中說：三吳諸郡，財賦一直很重。自從滿族在東北興起後，戶部告匱，於是有了加派的名目，可憐百姓叫苦不迭，以至賣子、賣妻。因此主張實行“惠商”政策，簡化征稅手續。東林學者還從利國利民的政治原則出發，大膽地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號。顧憲成還憤怒地指斥朝廷“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明史·顧憲成傳》)表達東林學者與朝廷對立的態度。他們還反對宦官的為非作歹，餘懋衡揭發陝西稅監梁永的罪惡，李三才在《請停礦稅疏》中揭發安徽稅監陳增等人的罪惡，強烈要求從宦官手中收還開采榷稅的權力。東林學派反對宦官的正義行動和一些主張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卻遭到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勢力的殘酷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