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嶺南窗外的鳥鳴聲巨大。
2.第一次這麼清晰地看到了海浪的湧動。
3.我的新居被綠樹、溪水、池塘、青草包圍……
4.我和南疆小孩在一起。
飛機降落在深圳機場，潮熱的暖風瞬間黏上鼻孔，南方味，迅疾包裹全身。
車啟動，朝向東莞。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顏色漸漸濃鬱起來，在荔枝樹叢後，陡然閃現出一片五彩的大酒店，我像剛行過成人禮的少年，亢奮起來，感覺的大門霍然敞開，渾身上下，每一根神經都警醒著，伸出無數觸角，柔軟敏銳。
不止一次，在珠三角，我仰望著這些高大的凸起物，如果沒有它們，這裏，便會兀自荒涼下去。白天，這些建築物是鏽的死物，冰冷僵硬，到了夜晚，詭秘的燈光，讓它們渾身發燙，散發出駭人能量。有一次，在大巴上盹著，被車身一晃，睜開眼皮，我被逼向視網膜的水晶燈光震得無法呼吸：夜晚的東莞小鎮，和香港，並無太大區別，燈光似煙花，永不熄滅。我甚而不能相信，我離這個魔幻世界的距離，如此接近。
南方於我，不僅僅是秦嶺淮河以南，種植水稻，河流不結冰這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巨大的生存場，一個隱秘而鮮活的邊陲世界，一個暗潛著奮爭、對抗和重生的疆域。我是憑著一種動物的本能，嗅到了那股混合味，便自己尋了過來。雖然我在這裏沒有度過少年、青年時代，而這裏，也不是整個南方，不過是嶺南一隅，但在那一刻——從機場走出，嗅到潮悶之味，看到荔枝樹後的酒店燈光，無端亢奮起來時，我便確認下這樣一個事實：這個尖銳之地，命中注定，它屬於我。
出了十幾本書後，我漸漸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寫作，恐怕是世界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當年的一個中篇，坐三天，輕鬆完成；甚至，我還有過一天寫十二首詩的巔峰期；可如今，寫三百個字，我都要耗費很大勁。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在腦子裏思忖許多遍後，讓胚胎慢慢成形，再把它敲打下來。我在烏魯木齊的寫作，漸漸陷入瓶頸期。我知道，寫作如晶體，早已沉澱在我的體內，即便我試圖裝作看不見，它，還在那裏。表麵上，我沉入瑣事：做飯、洗衣、購物、娛樂；然而，作家的熱血，卻奔突在每一個細胞核內部。我陷落進荒島的寂靜，試圖努力辨析出我的未來，像畫家麵對遠景，不斷移動畫架，尋找最佳的著眼點，我不斷問自己——是繼續留在北方，還是移居別處？
當南方如鉤子，從半空垂落，神使鬼差，我抓住了它。選擇定居東莞後，我曾認識的某些文友，懷著嘲諷的興味，揣測這個自命不凡的選擇，到底能堅持多久。然而，連我自己都未曾料到，跨過南北界線後，我的文字，如汛期之魚，陡然澎湃起來。我不明白在靈感和創作、直覺和理智間，有一個怎樣的平衡杠杆在支撐；我亦無法修訂這個衡量標準，我隻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寫，去寫，不斷地寫，然後，再細心修改。我知道，當我在修改那些文字時，我同時，也在修改自己的命運。
我是在半山開始這場寫作的：屋子是二手的，七十五平米，兩居室，緊湊極了，其內，冰箱嗡嗡，窗簾陳舊，沙發凹陷，而我，居然在這個空間，為書桌找到了個向山的窗口。淩晨，在濃烈普洱茶的催化下，我以一種狂想詩文式的哲學方式，展開內心生活的探索。窗外，蟬叫蛙鳴，聲波陣陣，鳥兒們，閃著翅膀，有時，會落在我的窗欞。
我驚詫地發現：一個人，不僅可以靠幻想創造出一個世界，甚而。還可以謀生。在小郵局，我興衝衝地清點稿費單，盤算下個月的米、麵、菜、水、電皆有了著落；而當我進入寫作時，又會常常忘記稿費，而隻思考一件事：如何讓每一句話都更有效，讓它們好得不可易一字，又節奏分明，音調鏗鏘。
是什麼樣的意誌力，將我拴在書桌上，如頭拉磨的驢，拖拽著整個世界一起旋轉？我將自己關在小屋，從半夜寫到淩晨，直至窗外的山脈，漸顯曲線。然後，整個上午，繼續寫。午睡後，閱讀。晚飯後跑步，仰望天空，那永恒的星體圖案高懸頭頂，我在心裏默念，這一天，沒有虛度。我消耗大量時間，盤桓在詞語的交叉和重疊中。我不斷調整思維，以便加入更新的內容。我全身心投入，渴望詞語幹淨，冷如利刃。
在北方，我從未有過如此熱情滿懷的創作衝動。我出生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成長於農家，父母是文盲，小學一年級，我從學校帶回的課本，是家裏的第一本書。我吃過火柴燒烤的螞蚱腿，新鮮的葡萄，青澀的西紅柿，聞過雨滴砸在虛土後，騰空而起的味道，草灰埋入爐膛，燒出的鍋盔（一種北方大餅）香。放學後，我奔跑在田野，聽到風呼呼掠過耳畔，聞到韭菜被鐮刀割斷後，噴射出一股腥味。那些事物，至今仍完整地存儲在我的體內，凝聚成一個隱秘內核。
我的家是北方常見的土坯房：廚房、父母居室、我的小屋、放農具和煤的屋、羊圈、菜窖、雞圈。院裏栽種著葡萄樹，用木架撐到屋頂，將整個屋子裹起來。葡萄坑邊種著蘋果樹、杏樹和梨樹。我非常孤獨，一個人獨自長大，沒有和兄弟姐妹親密相處的經驗，更不善於斡旋和人群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