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上述狀況，為了研究的方便，本書作如下限定和說明：
（1）將新聞學、傳播學分別視為一個學科，新聞傳播學則是包含上述兩個學科的相對獨立、專門的研究領域，或稱為“新聞傳播研究”。作為一個學科，我國新聞學確立的時間起點為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構成上則包括理論新聞學、應用新聞學和曆史新聞學。傳播學是1978年以後從國外引入的一個學科，構成上則主要是傳播理論和方法。
（2）本書所述的新聞傳播這個研究領域不包括廣告、公共關係、編輯出版等學科，隻討論一般層麵上（in general）的新聞傳播理論、方法和學科體係。恰如心理學是一個寬泛的研究領域，但普通心理學（general psychology）所涉及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和心理活動最基本的規律一樣。
（3）在具體名稱上，除了特指1994年以後出現的分支學科“新聞傳播學”外，本書凡稱之為“新聞傳播學”或“新聞傳播研究”、“新聞傳播學術”的，均指向上述特定研究領域。1978年之前均稱之為“新聞學”。對所引用文獻、資料中的名稱，本書不作改動。
（4）本書所研究的地域範圍隻限於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
2）研究、學術、學術史
在傳統意義上，“學”與“術”各有其意，是並列關係。“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而至於用者也。”（8）“凡事皆有術而後有學。”。（9）盡管今天我們仍習慣於把知識分成理論（學）和應用（術）兩大部分，但“學術”卻多被作為一個固定詞彙來使用。
根據《辭海》的解釋，“研究”是“用科學方法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10）；學說是“在學術上自成係統的主張、理論”；學術是“較為專門、有係統的學問”；學問是各種知識的通稱；“學科”是“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11）。
11卷本《中國學術史》主編李學勤在“總序”中寫道：“學術有著自身的曆史，同時又難免受到整個曆史的影響和限製。研究學術的曆史，從曆史角度看學術，這就是學術史”（12）。“從曆史的角度看學術”指明了學術是其所處曆史的一部分，要研究學術史必須將之置於豐富的曆史中。
《中國學術通史》主編張立文認為，“學術在傳統意義上是指學說和方法，在現代意義上是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諸多知識係統和方法係統，以及自然科學領域中的科學學說和方法論。……直麵已有（已存在）的哲學家、思想家、學問家、科學家、宗教家、文學家、史學家、經濟學家等的已有的學說和方法係統，並藉其文本和成果，通過考鏡源流、分源別派，曆史地呈現其學術延續的血脈和趨勢。這便是中國學術史”（13）。這說明，自從有了“分科之學”，學術便指向某一領域內係統化的知識和方法。
《中國學術史》著者之一張國剛認為，“學術乃是人們針對各種專門問題、以追求認識的正確性與深刻性為目標的研討過程及其成果，它以較為係統的理性見解實現於社會，對事物的形式、內容、性質、意義、發展趨向以及事物間的深層內在聯係等問題進行思辨並作出解答，有著擺脫利益製約的趨勢和不苟同於眾的相對獨立性，並且在社會上形成相對獨立的運作係統，而逐步擴大著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所占的份額”；“學術的應用已不在學術的範圍之內”（14）
關於學術史研究的主要領域和內容，餘三定把它總結為三大類：一是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二是學科史研究；三是著名學者的個案研究。。也就是說，雖然謂之“學術”，但學術史考察的重點卻是“學”，而不是“術”。（15）
關於學科史研究，劉曙光認為，“對當代學術的發展分門別類，條分縷析，如：哲學史、文學史、經濟學史、法製史，等等。目的是說明某一學科的傳承和發展、筆者以為，積極構建學科是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研究的主要動機，也是最大的成就，因此，本書研究的領域和內容屬於第二類，即學科史研究。理論研究方麵的創新”；（16）陳平原認為：“談論學術史研究，現階段最需要也最容易取得成績的，是學科史的梳理”。（17）
由以上解釋或論述可見，學術是研究的係統化，學術史就是從曆史的角度研究學術。就新聞傳播的研究現狀看，係統化還比較孱弱，但它顯然已成長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門類。該門類下麵又包括各分支學科，如新聞心理學、新聞采訪學等，各分支學科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因此，新時期新聞傳播學術史，采取以“學科”為中心的研究進路是可行的：它既包括具體知識、問題的研究，又包括“自成係統”的學說和主張，還包括這些知識、問題、學說、主張的係統、體係化。本書側重於係統化、體係化的知識論述。總之，新時期新聞傳播學術史，就是從新時期這個曆史角度研究新聞傳播領域裏係統化的知識和方法，目的是說明其傳承和發展以及理論研究方麵的創新，即研究新聞傳播研究的曆史。
1.3 研究現狀
1.3.1 關於新時期新聞傳播研究的研究
雖然我國關於新聞的專門研究可以追溯至1834年《新聞紙略論》一文的發表，但直到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之前，沒有一部係統的新聞學理論著作，沒有明確提出新聞學的概念，沒有一個新聞教育機構，沒有一份專業新聞學術刊物，處於“前新聞學”（18）階段。研究、積累有限，也就談不上“研究之研究”。
最早進行“研究之研究”的是黃天鵬。他於1929年和1942年發表了《新聞運動之回顧（代序）》和《四十年來中國新聞學之演進》兩文，概括了我國早期新聞學發展的階段及特征，開辟了新聞學術史這一研究領域。（19）隨著新聞學術的不斷積累，此類研究不斷增多。涉及新時期新聞傳播研究的研究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一是新聞傳播通史、當代史著作中對新聞傳播研究情況的論述，如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3卷》（1999）、《中國新聞傳播史》（2002）等；二是專門探討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尤其是上世紀發展狀況的著述，如戴元光等主編《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2001）叢書、趙凱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新聞學卷》（2005）、徐培汀著《中國新聞傳播學說：1949-2005》（2006）、謝鼎新著《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等；三是回顧新聞傳播研究狀況的專文，如《中國新聞與傳播研究的回顧》（孫旭培，2005）以及近幾年頗流行的“年度學術總結”（20）等。
第一類研究把學術作為該時期內新聞傳播事業的一部分來討論。在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按照政治運動分期，分段論述的方法。如《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3卷》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新聞研究事業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獲得了蓬勃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研究隊伍不斷壯大；二是研究活動廣泛開展，學術討論空前活躍；三是新聞學著作和專業刊物大幅增長；四是中外新聞學術交流趨於活躍。（21）其中尤其強調“方針”和“學風”，把它作為一個基本框架，然後在此框架內展開論述，而不是注重或突出新聞傳播學術生產本身的邏輯。
第二類中有一部分屬於人文社會科學界在21世紀到來之際對各學科、領域係統回顧、反思的一部分。它研究的跨度為整個20世紀，突出縱向的發展變化。最典型是《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係列叢書。它包括理論新聞學、新聞史學史、應用新聞學、傳播學、宣傳學與輿論學、公關與廣告、台港澳新聞與傳播學七卷，“展示了100年來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曆史與現狀，勾畫了它們發展的基本輪廓”（22），是對我國新聞傳播學各分支學科的一次全麵、係統的回顧與反思。在研究方法和體例上，《新聞史學史》采用類似“大師巨擘”（下文將對此解釋）的途徑；《應用新聞學》采用的是“本體範式”（23），其他均采用分階段論述的方法。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是“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聚集上海專家學者力量，以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科學為研究對象，爬梳各主要學科的形成及其演進軌跡，旨在比較全麵、係統、深入地反映這一百年間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全貌及其規律”而編撰的叢書。該叢書編寫的框架是：
第一部分係總論，綜述各學科一百年間從形成到發展、從創新到繁榮的演進軌跡；第二部分以二級學科為單位，論述各學科在一百年間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以專題形式，介紹各學科在一百年間發生的重大論爭情況，評述它們的學術意義；第四部分綜述各學科在一百年間建立的主要學術機構、重要學術社團、重要學術刊物及進行的中外學術交流，說明它們對本學科發展所起的作用；第五部分為附錄，內容是各學科的百年大事記。（24）
其中，《新聞學》卷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聞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漸次描述不同階段的內容和特點。在二級學科劃分上，該書把新聞學分為理論新聞學、曆史新聞學、應用新聞學、電子媒介新聞學與媒介技術科學、新聞學邊緣學科（媒介經濟管理學、新聞教育學、新聞法學與新聞倫理學、出版學與編輯學、廣告學、新聞心理學）和傳播學（傳播學原理、宣傳學和輿論學、應用傳播學）。在新聞學重大論爭部分，概述了圍繞“新聞定義”、“新聞商品性”、“新聞與宣傳”、“本質真實”、“新聞價值”等六次重大論爭。
筆者認為該書在體例和內容上都比較新穎。在體例上，采取“總—分”的體例，即：首先在總體上描述二十世紀中國新聞學的發展，然後分述各分支學科取得的重要成就。總論部分以論為主，分論以呈現史料為主。該書雖然名之曰“新聞學”，實際與本書所界定的“新聞傳播”基本是一致的，隻不過對傳播學的研究相對較少而已。該書對新聞學各學科的界定清晰且幾乎涵蓋了新聞傳播學的所有分支。在內容上，除係統梳理新聞學及各學科的發展外，還把重大論爭、研究機構、學術社團、著述出版、中外交流包括在內，比較全麵。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仍是慣用的革命範式，史多於論；二是對傳播學的發展史研究不夠，基本上以傳統意義上的新聞學為主；三是雖然涉及了學術論爭、學術機構團體、刊物和學術交流活動，但沒有把它們與新聞傳播學術史的演進有機結合起來，且部分內容有遺漏，如學術論爭中漏掉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係”、“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新聞傳播學術規範”等新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術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在我國新聞史學界，徐培汀教授在“學說史”研究方麵成績斐然。繼《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與裘正義合著，1994）之後，他又於2006年出版了《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1949-2005》一書，從而把學說史研究推進到2005年。這是迄今為止曆史跨度最大的新聞學說史研究。《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1949-2005》在體例上也采用“總—分”結構。一至四章分期概述1949-2005年新聞傳播研究的脈絡；五至十二章以各時期重要的“學說”（著作）為經，以各學科（經典作家與黨的領袖新聞思想、理論新聞學、實用新聞學、曆史新聞學、廣播電視新聞學、邊緣新聞學、新聞教育學、傳播學）為緯，呈現我國新聞傳播學說演進的軌跡。學說史作為學術史的一種形式，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麵應引起注意：一是代表性問題，即隻選擇著作能否代表學術研究的整體水平？（25）以及個人的選擇和評價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學界同行的意見？二是客觀性問題，不管是“學說”的選擇還是詮釋、評價都完全取決於該書作者的個人主觀判斷是否有失客觀？三是問題意識。作為學術史研究，通過對學術發展過程中的梳理，發現存在的問題與不足，無疑更利於學界的反省。但通觀該書對學說的介紹、評價，幾乎都是正麵、積極的評價，其中不乏“譽美之詞”。肯定成績是必要的，但我們從這些評價中很難發現被遮蔽的問題，而發現問題似乎更具學術意義。
對當代新聞傳播學術最係統、也是與本書最為接近的研究是謝鼎新著《中國當代新聞學研究的演變——學術環境與思路的考察》（2007）一書。它通過對“學術環境”和“思路”的考察，揭示我國當代（從1949年至今）新聞學研究的演變。作者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是“學術環境”和“思路”，但有關於“社會環境變化所構成的不同學術研究語境”、“研究活動中思路的演進所涉及的觀念、方法、知識等”（26）的表述，可以看成是二者的具體所指。從其具體論述來看，影響學術環境的因素主要是政治、社會、新聞傳播實踐（包括教育）等；“思路”則主要指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和方法。我認為，該研究除了填補學術史研究中當代部分的空缺外，比較有新意的地方是把“思路”作為學術的必要構成來論述，這在以前的研究中幾乎都是被一筆帶過的。另外，其對三種“學術資源”的總結（馬克思主義學說、傳統文化、西方新聞傳播學及人文社會科學）是相當有啟發意義的。側重於“學術環境”和“思路”決定了該書在視野上必定是宏觀的。但從宏觀來看，新聞傳播學術似乎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環境”和“思路”上並無太大差別。也就是說，這樣一種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新聞傳播學術自身的特質。
第三類是新聞傳播研究之研究的專文。它們側重對概況的描述，時間跨度大小不一，一般也劃分時期，但不具體展開。這類文章較多，代表性的有兩類：一是一般學術文章，往往年度跨度較大，分期綜述各個階段的特點，如孫旭培《中國新聞與傳播研究的回顧》（2005），趙玉明、郭鎮之《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80年（上）、（下）》（1999），童兵、林涵《中國理論新聞傳播學研究百年回顧》（2001）等。二是對前一年研究情況的總結報告，一般按照不同的研究領域分而述之，資料豐富，頗具史料價值，如《2002年中國新聞學研究回顧》（李良榮、張健執筆，2003）。《中國新聞年鑒》從1983年開始就有了這類報告，如戴邦《1983年我國新聞工作研究發展概況》（1984）等，它們累積起來就是相當可觀的新時期新聞傳播學術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