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說”。我國的“交流說”與國外的“交流說”有一定區別。其基本觀點是：認為圖書館的全部工作實際上是一個圖書情報的交流與傳遞過程。因此，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圖書館在科學交流和情報信息傳遞中的地位與作用。“交流說”是現代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產物。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圖書館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有人認為圖書館是信息交流係統中的重要渠道和不可缺少的環節。圖書館一方麵是信息吸取源，另一方麵它又是信息的發生源。圖書館從收集文獻信息到提供文獻信息，是一個信息交流過程，同時又是文獻信息的檢索過程，圖書館正起著文獻信息中心的作用。我國的“交流說”一般可以分為“文獻交流說”“知識交流說”“文獻信息交流說”三種。
“文獻交流說”。其代表人物是周文駿。1983年，他在《概論圖書館學》一文中說：文獻“首先是一種情報交流的工具。圖書館利用文獻進行工作，所以說圖書館工作發展的曆史，基本上是利用文獻進行情報交流的曆史；圖書館學的理論基本上是利用文獻進行情報交流工作的結晶”。這一觀點，在他1986年出版的《文獻交流引論》得以充分的、全麵的發揮。
他主張建立一門超越圖書館學、檔案學、情報學、目錄學、出版發行學等學科的“文獻交流學”，其研究對象是“作為交流過程主體的文獻，文獻交流的產生、發展、功能、內容、渠道、方法、效果以及組織交流的相關機構等等”。
“知識交流說”。它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而在宓浩等人1988年出版的《圖書館學原理》一書中得以發展和豐富。他們認為，“圖書館活動的本質是社會知識信息交流”，“圖書館學要研究社會知識交流在圖書館活動中的特殊過程和特殊規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貯存和傳遞知識載體，以促進社會知識的交流；研究在社會知識交流過程中圖書館與圖書館事業自身變化發展的規律”。
“文獻信息交流說”。這一觀點最早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1981年，南開大學圖書館學係編寫的《理論圖書館學教程》沿用了這一觀點。該書認為，“圖書館學是研究圖書館進行文獻信息交流的理論和方法的學科。”但是，該書並沒有對這一觀點深入論述，大部分內容與此無涉。
另外，“中介說”實質上也是一種交流說。“中介說”最早見於1982年。1985年，吳慰慈、鄒巍合編的《圖書館學概論》一文中作了比較充分的論述。他們認為，“中介性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圖書館便是幫助人們利用文獻進行間接交流的中介物”。這種觀點是作者將圖書館置於人類信息交流大係統中，考察和審視圖書館的地位和作用，來認識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僅屬於圖書館學研究內容的一個部分，包括在作者提出的“圖書館學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事業及其相關因素”之中，並不矛盾。
“事業說”。這種觀點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1957年，劉國鈞先生在《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中較早提出“圖書館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圖書館事業及其各個組成要素”。同年，周文駿發表在《學術月刊》第9期上的《我國圖書館學的對象和內容管見》一文中說，“圖書館學的對象是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便是一門研究各個曆史時期的和當前的圖書館事業全部活動的科學。”其全部活動包括兩方麵，“一是圖書館事業建設，一是圖書館工作”。
1960年，文化學院編寫的《社會主義圖書館學概論》一書認為，圖書館學“應當研究整個圖書館事業和它的全部活動的規律。它所要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整個圖書館事業如何貫徹基本方針、基本任務及圖書館事業建設原則、各項業務工作等”。1963年，黃宗忠、彭斐章、謝灼華在《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期上發表的《對圖書館學幾個問題的初步探討》一文中認為，“圖書館學是關於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科學，說明圖書館搜集、整理、保藏圖書和利用圖書供一定階級的讀者共同使用的規律”。“它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事業。它的研究內容包括四個部分：即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工作（藏書和目錄、讀者工作、業務輔導、圖書館工作組織）；圖書館事業史；圖書館建築與設備。”1985年，吳慰慈、鄒巍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對“事業說”進行了較充分地發展和完整地闡述。他們認為，“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館事業及其相關因素”，包括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麵。“所謂微觀對象是指圖書館的多方組成要素以及知識、信息；所謂宏觀對象是指圖書館及圖書館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