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關於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的觀點遠不止以上所舉，還有什麼“工作說”“方法說”等等。從這些觀點來看，一方麵反映國外圖書館學者們認識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發展過程，說明圖書館學本身正在走向成熟；另一方麵，我們也不難看出國外圖書館學家正在擴大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範圍，由“技術說”轉到“交流說”，再轉變到研究圖書館藏書的內容——知識信息有關的一切方麵。
（第三節）我國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認識
嚴格地說，中國圖書館學是從西方引進的，20世紀以前，中國有圖書館，而沒有圖書館學。
中國本土的封建藏書樓並沒有育出近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學。但是，在20世紀以前，我國有關“圖書館整理說”的理論和思想已經有悠久的曆史了。幾乎可以說，20世紀之前的中國圖書館思想史是關於圖書館整理的曆史，特別是目錄學的曆史，劉向的《七略》、程俱的《麟台故事》、鄭樵的《通誌·校讎略》、邱睿的《論圖籍之儲》與《訪求遺書疏》、孫慶增的《藏書紀要》等都是這方麵的代表作。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攜西方文明回到中國，封建藏書樓逐漸消亡，近現代圖書館開始建立，中國圖書館及圖書館學由此開始了百年近現代史，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問題也就成了中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十分關心和非常重視的研究課題了。
在20世紀20—30年代，50—60年代以及最近20多年裏，都進行了熱烈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我國研究者引進、借鑒和融合西方理論，或者受西方理論影響，有些理論與西方理論基本一致，如20世紀20—30年代的“管理說”思想；有的已經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如杜定友的“社會說”思想，幾乎與巴特勒、阮岡納讚同時開始將圖書館置於社會大係統中去考察。他在1925年出版的《圖書館通論》一書認為，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人才、書籍、財力和時勢四個方麵。1928年他在《研究圖書館學的心得》一文中說：“圖書館的功用，就是社會上一切人的記憶，實際就是社會上一切人的公共腦子。一個人不能完全地記著一切，而圖書館可記憶並解答一切。”這種認識已衝破了單純的技術論而形成的社會論。20世紀50—60年代中期，一方麵受前蘇聯的影響，另一方麵開始走上獨立的研究道路，並取得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關於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問題的研究已經與世界同步進行。縱觀我國近百年來關於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代表性觀點：“要素說”。這是一種將圖書館組成要素作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理論。它有一個發展過程。最早提出“要素說”是陶述先先生。1929年，他在《圖書館廣告學》一文中說，“圖書館，其要素有三：書籍、館員和讀者。”1932年，杜定友先生在《浙江圖書館月刊》上發表的《圖書館管理法上之新觀點》一文中，認為圖書館有書、人和法三個要素。書指的是圖與書等一切文化記載；人指的是閱覽者；法包括設備、管理方法與管理人才。三個要素之間是“三位一體”的關係，並以書、法、人的次序來解析圖書事業發展的重點。他認為這三個要素是圖書館學的主要內容——圖書館事業的基礎。1934年，劉國鈞先生在《圖書館學要旨》一書中說，“圖書館學便是關於怎樣實現這理想的一種研究圖書館成立的要素，若加以分析，可以說有四種：圖書、人員、設備、方法。圖書是原料，人員是整理和保存這原料的；設備包括房屋在內，乃是貯藏原料、人員、工作和使用圖書的場所；而方法乃是圖書所以能與人發生關係的媒介，是將圖書、人員和設備打成一片的聯絡針。分別研究這四種要素便成為各種專門學問。”1957年，他又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通訊》上發表的《什麼是圖書館學》一文中說，“圖書館事業有五項組成要素：（1）圖書；（2）讀者；（3）領導和幹部；（4）建築與設備；（5）工作方法。”認為“圖書館學所研究的對象就是圖書館事業各個組成要素”，分別研究這五要素，就構成了圖書館學的整體，中心內容是技術方法。這些“要素說”理論都是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對圖書館學研究對象認識的一種表述方式，在圖書館學研究領域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徐引篪、霍國慶在《現代圖書館學理論》一書中認為，“‘要素說’是我國圖書館學家對於圖書館學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要素說’本身是種反論，當人們開始探討一個事物的組成要素時，他們真正的目的則是探討整體發展規律”，這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