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這個10年是我國圖書館事業遭受嚴重破壞的10年、災難的10年、倒退的10年。根本談不上出什麼成果，老一代圖書館學家和還未來得及展露才華的新一代圖書館學者就被迫離開自己所投身的事業。
粉碎“四人幫”後，從1979年開始，我國全麵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學術思想從文化專製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我國圖書館學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圖書館學的專家學者們和專業人員的思想解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生動活潑，大家的努力奮鬥，取得空前未有的多方麵成就，形成了一個嶄新的局麵，迎來了我國圖書館學研究的第三次高潮。
1979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在太原市宣告成立，到1999年已擁有會員8631人。毫無疑問，這一個時期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振奮期。從此以後，中國圖書館學會的係統分會、地方學會（協會）以及半官方的高校和中小學圖書館工作委員會（簡稱“圖工委”）等相繼建立。從此，中國圖書館學的研究逐步走上了“組織起來”“共同奮鬥”的道路。
1976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裏，圖書館學的理論研究主要是深入探討了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重新討論和評價了圖書館工作的性質、地位、規律及與情報工作的關係和圖書館的階級性、社會職能，討論了圖書館的網絡和現代化的建設，進行了文獻資源共享和布局研究與實踐，開始了圖書館的信息交流與管理的研究，等等。主要表現在：一是經受了“出國熱”“市場經濟”和“下海潮”考驗，形成了一支為數眾多的研究隊伍。這支隊伍，除了僅存的幾位老一輩學者以外，一類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新中國培養起來的，在“文革”之前已嶄露頭角的學者（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留蘇學者，另一部分是國內培養出來的學者），他們是這一時期的主體；一類是我國恢複高考製度後進入高校學習的佼佼者（包括專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一類是少數最早出國留學鍍金者；一類是長期在工作實踐中鍛煉，或接受過“五大”（函大、電大、夜大、業大、自修大學）教育，或自學成才者。後三類才是這一時期後半段和跨世紀的真正主人。
二是在時代交替中，圖書館學也受到強烈衝擊，主要是通過學科名稱和高校院係名變化中表現出來的，如從圖書館學、圖書情報學到文獻信息管理學、信息管理學，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學係更名為信息管理係，對全國相關院係帶來很大影響。
三是圖書館學研究已不是少數學者之事了。全國有100餘種圖書情報學刊物（《圖書館學情報學論文索引：1981—1989》引用的專業刊物共117種，絕大部分創刊於20世紀80年代），從業人員素質有較大提高，理論研究已變成普遍的活動，1980年到1992年共發表論文45290餘篇，出版了一批有較高價值的專著。
四是在不同層麵和領域開展了學術討論。如關於“圖書館的性質”“圖書館學研究對象”“圖書情報一體化”“發展戰略”“文獻資源布局與共享”“圖書館與市場經濟”以及關於“低穀”的爭論等。
五是進一步完善了圖書館學教育體係。除了作為中間層次的50多個本專科教學點外，20世紀70年末開始碩士教育和90年代初開始的博士教育，明顯地提高了專業教育層次；“五大生”教育、專業證書教育以及短訓班、培訓班等，進一步完善了專業教育體係。
六是積極地開展了國際交流。恢複了我國在國際圖聯中的會員地位，加強了與世界各國圖書情報界的交流與合作，開展了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展覽、書刊交換與互借、互派留學生和人員互訪等活動。
1993年9月15日，以美國正式宣布實施NII計劃為標誌，人類社會正式進入信息社會，我國圖書館事業也進入網絡時代。
在網絡時代裏，麵對著信息高速公路、電子圖書館、虛擬圖書館、數字圖書館、知識信息多維結構和多元化的研究和探索等等，傳統圖書館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走向也就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在這個時代裏，思想活躍、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中青年學者們理所當然地成了時代的主人。因此，圖書館學的理論研究也就呈現出有史以來最活躍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