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大課題《媒介地理與傳播生態研究》和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985工程”建設項目《跨文化傳播視野中的媒介地理學研究》的最終成果，也是以《媒介地理學：媒介作為文化圖景的研究》書名申請獲得批準的浙江省社科學術著作出版資金資助項目。
我從事傳播學和媒介理論研究算起來至今已有26年，而從事傳播與媒介交叉研究也有20多年的曆史。1988年我與戴元光、龔煒在蘭州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國大陸第一本傳播學著作《傳播學原理與應用》，在中國傳播學界引起巨大反響。當時我就預測到傳播學總論和大眾傳播學、組織傳播學、人際傳播學等分層傳播研究會成為熱點，而交叉傳播研究在當時可能會被學界所忽視，而這正是傳播學研究的突破口和創新點。於是我著手進行傳播學交叉研究，並從1990年開始先後在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學出版社主撰主編出版了《經濟傳播學》（1990）、《政治傳播學》（1991）、《教育傳播學》（1992）、《藝術傳播學》（1992）、《新聞傳播學》（1995）和《傳播社會學》（1994）等著作；接著轉入媒介管理學研究領域，先後合作出版了《媒介經營管理學》（1998）、《媒介管理學》（2002）等著作。
本想就此打住，從此專心致誌地搞傳播學和媒介管理學研究。未曾想自己在國內又率先發表了多篇媒介生態學和媒介地理學方麵的學術論文，引起學界和媒體關注，研究課題被列入浙江大學學科交叉預研基金的資助範圍，本人還成了傳媒學院與計算機學院共建的學科交叉研究中心及項目負責人。接著本人又以《媒介地理與媒介生態研究》為題分別申報了浙江大學基督教與跨文化研究中心“985工程”建設項目和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重大課題，分別獲得正式立項，從而形成了非研究不可的基本態勢。2008年本人主撰的《媒介生態學：媒介作為綠色生態的研究》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並在當年完成結題任務。
同年，我又以26萬字的《媒介地理學：媒介作為文化景象的研究》書稿，申報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出版資助項目，獲得批準後，我非但沒有高興，反而情緒陷入低穀和迷茫之中，對如期出版也有些猶豫不決。主要原因：一是在閱讀中國古代文獻資料時發現了一些彌足珍貴的值得借鑒的媒介地理學思想和觀念，而自己現有的思想和觀念似乎與其有點錯位和落差；二是在研究中又陸續得到一些西方傳播與媒介研究學界發表和出版的媒介地理學方麵的論文和著作，感覺必須進一步加以適當消化吸收、合理借鑒；三是對自己在已發表論文基礎上寫成的前期書稿的體係和內容不十分滿意，覺得應該對原先著作的體係、結構作出調整，對原有關鍵概念進行重新審定。於是2009年向浙江省社科規劃辦提出延期出版申請，重新擬訂出新的寫作和修訂大綱，並著手撰寫。這期間，我在傳播研究所的研究生楊麗萍同學幫助做了大量的資料整理、外文翻譯、修訂寫作等工作，也共同寫作發表了多篇媒介地理學研究論文，為本書延期後的順利出版和超額完成《媒介地理與傳播生態研究》課題任務作出了貢獻。
我在2008年出版的《媒介生態學：媒介作為綠色生態的研究》一書“後記”中，曾經從研究方向與研究重點、研究範式與研究特色、研究偏向與研究色彩、研究資料與具體寫作等四個方麵描述和介紹自己在媒介生態學研究過程中所遇到了一係列預想不到的狀況、困難和自己的認識與對策。作為此書的姐妹篇，《媒介地理學：媒介作為文化圖景的研究》一書在正式研究與寫作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也與《媒介生態學》大同小異，解決問題的路徑也十分相似。因此不再重述。
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太太——浙江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彭鳳儀女士，她作為每一章的第一個讀者貢獻了許多智慧和建議；感謝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我的合作研究博士後徐豔蕊副教授，她幫我承擔了書稿的最後校訂工作，修正了許多錯訛之處；感謝我的兒子——香港鳳凰衛視集團邵鵬記者，他每周一兩次的來電問候和交流，如同給我充電，使我馬力充足。感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新聞傳播編輯室主任蔡開鬆先生，他為本書、也為叢書的順利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他目光如炬、慧眼識珠，是新聞傳播學界的真正伯樂。
邵培仁
2010年8月於杭州市沿山河畔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