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戀家鄉，人之常情。
四方遊子，人離開了家鄉，心中還都有一個讓人扯不斷的家鄉情結。
我也是這樣。
在農業合作化的氛圍裏長大。我1947年10月生於五公村，姥姥家是距五公西南方向三公裏處的小堤村。自打記事起，我就感到了五公與小堤的不一樣。在五公，娘和一大幫人一起下地幹活。在小堤，姥爺和兩個舅舅下地幹活；在五公常年住著大城市來的幹部、記者、作家等，走了一撥，又來一撥，還有的一住就是兩三年。在小堤街上，碰不到這些大城市來的人；在五公，村裏人愛唱歌，村裏村外到處是歌聲，在小堤，除了雞鳴狗叫，聽不到歌聲。這是為什麼？直到我進入小學一年級，蔣老師給我們講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事，才似乎明白了其中的理。打這以後，蔣老師常給我們講合作社的事。她的丈夫是《河北日報》駐五公記者李鳳池。
農業社的事，伴著我讀完了小學六年，1960年我入五公中學讀書。
聽著、看著、經曆著五公農業社的事兒，我長大了。
1963年春，我在五公讀初三。這時，五公來了不少省裏的作家，他們寫作出版了《花開第一枝》。我聽了劉真、李克明、馬雲鵬等作家圍繞五公的文學講座，大開眼界，大長見識，萌生了將來為家鄉寫書的想法。
為實現為家鄉人寫書的想法，我努力地準備著。說也怪，這個想法一出，就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打初三最後一學期，我成為班上的語文課代表，語文老師每周一次的範文講評，幾乎全是我的作文。一直讀完高中三年，我一直是語文課代表，而每周一次的範文講評成為我的“專利”。1966年高考前夕，我因讀鄧拓等人的著作《燕山夜話》被“舉報”而受到批判。接著“文革”開始，我先任“校文革”成員，曾多次幫助在饒中被批鬥的縣委書記李春雨等領導同誌脫險，後遭批判。再後來我任大派組織《紅衛兵報》的主編，激揚文字，屢試筆鋒。其間，作為反映“文革”進程的大型歌舞的撰稿人備受關注。校革委成立，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出於我的手筆，大家爭相傳閱。這當中因為籌建三結合校革委缺教師代表一事，我直正仗言，力挺教導主任劉長栓老師，遭兩名教師主謀下的群起圍攻。多少年之後，饒中牆上“活剝張啟”的標語仍清晰可見。饒中五年，我經曆了那個年齡段不該經曆的太多的事，讓我識了人，練了筆，打下了正直做人的根基。
1968年10月我任五公隊辦初中語文教師，幾個月之後任五公中學高中語文教師。與兩年多前我的幾位饒中課任老師同堂任教，學生中有原饒中低年級的小師弟、小師妹。當年在“讀書無用”論影響下，課堂秩序不好維持。我的語文課秩序井然，氣氛活躍，即使課前課後我身邊也常常是前呼後擁問功課的學生。那年為解決中午燒開水熥幹糧的燒柴問題，學校號召同學們拾柴火。我作為校團書先後寫了《眾人拾柴火焰高》《火上加油》兩篇短文，抄在院中的黑板報上，以鼓動造勢，學生們爭相傳抄。幾十年之後，當年的學生楊如波見到我，還提起那兩篇短文的事。
三年多的教書生涯之後，我改行做了其他工作。這當中撰寫官方文字，主編中共地方黨史，自力更生創辦三台（人民廣播電台、電視台、有線電視台），為此入選199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的《科學中國·中國專家人才庫》，組織新聞報道等，幾十年多是“爬格子”，或者是幹與“爬格子”有關的事，為寫五公的書準備著基本條件。
從初二暑假開始，到高中三年的每個暑假，我都參加第三生產隊的生產勞動，1968年教書之前又勞動了幾個月，從中感受了五公人特有的勞動熱情，接受了百人同心大生產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