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君俐
作者簡介
金君俐，文學學士、哲學碩士、傳播學博士，寧波日報報業集團高級編輯、新聞辦公室主任。
出版專著有《社會轉型背景下的報紙輿論引導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擔任《城市形象與軟實力——寧波市形象戰略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2008）、《傳播的博弈：數字媒體環境下的輿論引導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等書的副主編。
新聞專業主義是西方新聞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這個概念對於中國的新聞理論是否適用，當前在國內是有頗多爭論的。許多人把它當成是資產階級新聞學才獨有的概念，同樣也有許多人認為它反映了全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一些普遍存在的規律，所以中國同樣需要新聞專業主義。盡管不同人對這一問題抱持不同的態度，但是有一點是無疑的，那就是：專業主義已經是中國新聞改革和發展中再也無法回避的話題。［孫藜、張誌安認為：“新聞專業主義理念及其實踐已經構成了近年中國新聞改革研究的關鍵議題之一。”參見《“學者型記者”：中國語境下的解釋性報道與新聞專業主義——以〈三聯生活周刊〉的工作理論為例》，《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今天，我們不從宏觀上討論中國特色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問題，而是在介紹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理論背景的基礎上，考察新聞專業主義對我國新聞事業發展中已經產生的實際影響，著重討論各位今後走上工作崗位，如何有效地在具體新聞實務中對待和運用專業主義的一些原則和方法。
一、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形成和實踐
討論新聞專業主義，還是得從專業和專業主義說起。
這裏說的專業，是在職業分工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其意義遠大於簡單的職業分工。［李良榮：《當代西方新聞媒體》110頁。］專業是這樣一些特殊的職業，第一，它的從業需要有較高的知識門檻，必須經過嚴格的專門的訓練。第二，它帶有明晰的職業信念，正是這種信念維係著專業的社會責任和榮譽。這就是一些專業社會學家所認為的，專業總是具有意識形態（ideological）屬性。第三，從近代以來，專業總是有一些組織如學會、協會、聯合會等，約束成員行為，保障成員及服務對象、社會公眾的權益，從而實現自律，並通過自律得到公眾的尊重和國家的承認，實現自治。專業主義，正是指該專業的根本信念，以及這些信念所決定的最基本的職業操作規範。就一種信念來說，它代表了專業的意識形態屬性，但是它的維係和傳承，又離不開專業教育和製度。
世界上新聞從非專業到專業，顯然有個轉變的過程。近代意義上的報紙16世紀就已經出現了，而新聞“職業”之成為“專業”，要在19世紀中期以後。其基礎是19世紀30年代便士報的產生、19世紀60年代獨立報刊的基本確立，以及由此逐漸形成的一係列職業信念和職業準則。這些職業信念和職業準則，便構成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內容。這些職業信念和職業準則基本定型於19世紀，但其思想準備則要追溯到久遠得多的曆史。
大致說來，西方新聞專業主義包含兩大核心理念，也就是自由主義和公共利益至上；兩大實踐原則，也就是客觀報道和媒體獨立；與此相關聯，又衍生出一係列的業務操作規範，如報道和評論必須分開、不同信息源進行互相印證、注意報道的平衡、媒體機構及其從業者和報道對象之間實行利益回避，等等。
在西方，新聞自由主義思想是在反對封建專製的鬥爭中提出來的。1644年，彌爾頓向英國國會提交一篇演說詞，抨擊出版檢查製度，爭取言論自由，於是便有了新聞傳播史上裏程碑式的文獻《論出版自由》。美國國會在1789年通過的憲法的10條修正案（即“人權法案”）宣布：“國會不得製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剝奪人民言論或報刊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申冤請願之權利。”
把報刊自由放在人權法案中響亮地提出來，足可見，新聞自由的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是在反封建鬥爭中所提出來的“天賦人權”和“人民主權”理論。不過，新聞自由還有一個理論基礎，其實就是公共利益原則。因為新聞自由的倡導者認為，隻有保障民眾的言論自由，才能保證真理永遠戰勝謬誤，讓社會沿著正確的軌道上前行。這就是所謂“意見自由市場理論”。讓真理和謬誤在自由市場中競爭，最終勝出的一定是真理。而且隻有在意見自由市場中勝出的真理才真正可靠，靠權威來判定真理是最不可靠的。
所以，西方的新聞自由理論骨子裏內在的是隱含著公共利益的原則的。這一原則，在美國20世紀40年代由哈欽斯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自由而負責任的報刊》中得到空前的強化。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核心理念，可以說在哈欽斯報告中得到最終的定型。社會責任論不是對新聞自由理論的否定，而恰恰是對傳統新聞自由理論的深化和拓展。
與自由主義和公共利益至上這兩大核心理念相對應，就逐漸產生了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原則，以及由這一原則所決定的一係列的具體操作規範。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最基本的實踐原則，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就是客觀報道，在媒介體製上就是媒體獨立。
客觀報道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求新聞必須客觀公正地報道事實，操作的基本途徑是事實和意見的分離：“新聞是單純的紀事，意見必須與新聞明確地分開。”［威爾伯·施拉姆等：《報刊的四種理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譯，新華出版社1980年11月，第70-71頁。戴鑫的譯本文字上稍有不同：“新聞是原始記錄，必須與評論截然分開。”］德國學者沃特·拉羅奇提出了“客觀描述現實”的七個標準：1.所有報道的事實必須準確無誤；2.不確定的事實須留待確定後再報；3.準確無誤包括全麵和平衡；4.作者不發表自己的見解；5.避免華而不實的表達方式；6.在報道中表達觀點時必須明確指明；7.不給事實添枝加葉，粉飾打扮。［轉引自何光先主編：《現代新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頁。］
客觀報道理論在具體實踐中也遇到不少困難。人們發現，從一種信念來講，實現完全的客觀報道從理論上就可以證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從一種表現手法來看，人們也越來越發現有其缺陷和矛盾。這些矛盾或缺陷有：新聞敘事本身隻能是對事實的一種重新建構，所以，還原百分之百純粹的事實，從理論上講是不可能的。在對所報道事實的選擇中就會體現出特殊的價值判斷，表明事實與意見往往也無法分開。有人恰恰可以利用這種貌似客觀的形式偽裝中立、隱藏成見。現代公關業的興起，使新聞的客觀性原則更是受到公眾的懷疑。此外，“客觀報道”理論要求隻提供原始的事實資料，往往導致對事實的還原支離破碎、缺乏曆史脈絡；隻及表象，難及本質。要求盡可能多引用新聞事件當事人的原話，但所引的話完全可能斷章取義，也不能排除說話人巧妙地利用記者誤導欺騙公眾。
盡管在實踐上遭遇了很多困難，但是，客觀報道依然是世界上絕大部分新聞從業人員所信奉的新聞寫作的最基本準則。為什麼疑難重重，其作為新聞寫作基本準則的地位卻絲毫撼動不了呢？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客觀報道對於新聞事業的重要性，首先它是記者“不說假話”的職業承諾的體現。由於新聞從業者是以傳播信息作為自己的職業的，以“不說假話”作為自己的職業信仰就尤為重要。其重要性，正可與“救死扶傷”之於醫生職業的重要性相比。盡管在人類的認識中並沒有純粹客觀的“自在物”，傳播者在不違背“不說假話”承諾的前提下，仍有對事實進行各種選擇裁剪的操作空間。但是，這一職業承諾要求記者至少不能明指其為假而傳播之，編造事實，歪曲真相。
西方人所說的媒體獨立，是指媒體的運行要獨立於政府和政黨，這樣才能避免其成為後者的附庸。實現獨立的途徑，就是其財政、經費和所有權不能受製於政府和政黨。應該說，西方獨立媒體的實踐有其成功的經驗，但也有其不徹底性，或者說是虛偽性和欺騙性。因為西方媒體在形式上獨立於政府和政黨，但它們在生存根基上深深地依附於資本。這種對資本的依附下麵，它們同樣不可能真正完全代表社會公共利益，不可能真正成為公平和正義的化身。
我們盡管可以批評西方資產階級新聞專業主義的缺陷乃至虛偽的一麵，但是毫無疑問，與集權製度下的封建主義新聞觀比較，資產階級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巨大的曆史進步。同樣地，資產階級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極大地提升了輿論引導能力。資產階級通過新聞專業主義，在傳播領域把自己塑造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西方國家的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在整個社會的聲望都有了極大的提高。而正是這些資本統治下的媒體，巧妙地運用“藏舌頭”的藝術，用經過選擇的新聞事實構築有利於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擬態環境”，實現對整個社會輿論的影響和掌控，為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的某些發展及資本主義秩序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專業主義在中國的實踐
在極左年代，新聞專業主義自然是作為階級敵人的歪理邪說被“批倒批臭”的，就是到現在，很多人依然把新聞專業主義理解成隻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概念。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從粉碎“四人幫”進行撥亂反正開始，到以後艱難探索前行的新聞改革，我們越來越多的新聞理念和行為準則是與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高度契合的。
1.撥亂反正院拋棄階級鬥爭工具論，逐漸回歸事實本位。
這裏主要指粉碎“四人幫”特別是“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自1957年“反右”鬥爭以來，我國的新聞事業一直被說成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文革”當中，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要把新聞專業主義當作是階級敵人的歪理邪說，很重要的一條，是因為在他們炮製的新聞理論中，“事實服從路線需要”或者說“事實為政治服務”。這當然是與“客觀報道”之類水火不容的。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過程中，類似極左理論逐漸被拋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新聞的本源是事實，事實是新聞的基礎，新聞報道絕不能篡改客觀事實。［徐占焜：《斥“事實服從路線需要”論》，《人民日報》1978年3月26日。］之後國內研究者對劉少奇《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等文獻給予高度重視，對劉少奇關於新聞真實性原則的思想給予充分肯定，把它作為劉少奇對無產階級新聞理論的寶貴貢獻。1984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召開了全國新聞真實性問題座談會。會議提出：“當前，要在新聞界開展一個維護新聞真實性的活動，把杜絕失實報道，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作為新聞單位整黨的重要內容之一，並把這個問題是否解決好，作為衡量整黨工作質量的一個重要標誌。”［吳穀平：《治頑症，須常抓不懈——黨的新聞事業史上兩次反虛假新聞活動》，《新聞記者》，2005年第9期。］經過這一階段理論與實踐上的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破除了新聞作為階級鬥爭工具論，徹底揭露了“事實服從路線需要”理論上的荒謬和實踐中的危害，重新確立了新聞真實性原則、客觀公正報道原則，使新聞重歸事實本位。
2.輿論監督院新聞批評的複興和現代輿論監督觀的逐漸形成。
我黨曆來有重視新聞批評的傳統。在革命戰爭年代，很多重要領導人都曾經就利用報紙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發表過講話。在新中國建立不久的1950年4月，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1954年又作出《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議》，特別強調了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通過報紙廣泛地吸收人民群眾的意見。開展“反右”活動以後，這一良好的傳統被中斷。到“文革”年代，社會主義民主法製都被野蠻踐踏，國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更談不上利用報紙進行理性地批評監督。1978年10月起，新聞批評開始恢複，1980年夏季形成高潮。1980年4月至8月，《人民日報》共發表批評報道122篇（含社論、評論28篇），平均每天接近1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關於山西省昔陽縣“西水東調工程”的報道，關於“商業部長吃飯不付錢”的報道，關於“渤海2號灌船事故”的報道。［蔡銘澤：《走出曆史的迷霧——論新聞界的撥亂反正》，《新聞大學》2001年春季號。］對於新聞批評的重要性，許多報紙也展開了論證和闡述。如《人民日報》提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正是人民群眾實行民主監督的一種極其方便靈活，極其有效的方式”。［《來信評述》，《人民日報》1980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