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倫理是係統地研究“道德善”的大眾傳媒當如何履行其職責、大眾傳媒是否符合它的應當以及媒介從業人員在其媒介行為中對善與惡、正當與不正當的認識與抉擇等問題的學科。與人們實際生活相關的是，傳媒倫理也試圖界定那些構成價值與生活規範的，被作為個體、群體或文化共同體的人們所共同認可的原則性的內容。傳媒自由主義與傳媒的社會責任理論是傳媒在兩個不同曆史時期的倫理理念。傳媒自由主義強調的是“表達”本身，強調自由的表達的正當性，自然權利、理性、民主是它在反對封建專製集權統治的運動中所倡導的主流價值，這為新興的資產階級指明了反封建專製的價值方向。但是，自19世紀以來，隨著反封建集權主義戰爭的勝利，傳媒自由卻迅速泛濫，成為困擾自由的一大社會公害。於是，19世紀中期，社會責任理論順勢而生。社會責任理論並不是傳媒自由理論的反麵，事實上，它是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的一種演變形態，它以強調大眾傳媒的自由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為特征，它立足於承認自由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又堅持傳媒自由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和義務的原則。社會責任理論試圖確立責任對傳媒自由的意義，這是對自由的修正與確證，是一種理論的革新。社會責任理論在自由主義新聞理論瀕臨衰敗的當口，及時地批評和彌補了這一理論的缺失，在指出了傳媒自由遭遇危機的症結所在的同時，也指明了它的曆史發展方向。
雖然，從理論上看，大眾傳媒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它能通過反映道德輿論，形成道德輿論並進而引導道德輿論。換言之，大眾傳媒可以通過輿論的力量來維持社會道德，影響社會道德，並進而推動社會道德的進步與發展。但在現實生活中，當前的大眾傳媒卻在很多方麵都有違於道德：其一，新聞報道中新聞失實與把新聞真實性原則絕對化的情況同樣嚴重，在“有聞必錄”與新聞失實的兩個極端中，很多新聞報道忽視了人文關懷的立場與對真相意義的責任。其二，傳媒娛樂化則完全是對傳媒娛樂功能的異化，放大了娛樂在傳播媒介中的地位，放大了人情味、趣味性等因素，從而偏離了傳媒娛樂功能的初衷。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當前的傳媒娛樂化在媒介經濟倫理問題、人文關懷及社會價值觀的引導等問題上嚴重背離了社會倫理與道德的軌道。其三，在傳媒市場化的進程中，隨著大眾傳媒的身份由單一輿論引導者向身兼輿論引導者與經濟創收者的雙重身份的轉變，受眾也從傳統傳播體製下的社會主義公民轉而成為市場體製中信息消費者，而傳媒則把自身完全等同於市場體製中的生產商。這種理念變化在傳媒實務上的後果就是大眾傳媒在審美情趣上走向了徹底媚俗化，並日漸淡漠了社會責任意識。作為傳媒市場邏輯下必然結果的傳媒集團化也同樣沒有擺脫道德的困境：競爭並沒有必然地帶來發展，更為嚴重的是，在傳媒集團化進程中，傳媒集團對媒介的操縱還導致媒介獨立受到了極大威脅。其四，雖然中國的現代性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程，而後現代是一個與當代中國思想事實基本無關的文化概念，但當前我國的大眾傳媒卻在各個層麵都凸顯出了西方後現代性理論的諸多特點。傳媒的後現代化全麵壓製哲學理性空間的同時，還徹底解構了傳統道德權威及其價值體係，這使得剛剛起步的新的道德價值體係建構性的工程又變得遙遙無期。但事實上，我們並不曾生活於一個所謂的後現代社會之中，因此，當前中國的道德重建工程以及傳媒本身之道德構建的社會基礎就應當是現實的現代性的社會，而不是語焉不詳的後現代性社會。也就是說，現代性才是我們在當前社會道德重建中應當采取的態度或立場，也是當代傳媒應有的道德立場！回歸理性——回歸現代性因此便成了我們重建社會道德及構建當代中國傳媒道德的應然選擇。
在媒體道德建設問題上，要避免職業主義與道德中心主義的立場。而且，當前的媒體道德建設問題，應當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道德重建工程中尋求整體性的理解與把握。在這個題域下，媒介素養的培育與提升、傳媒立法的完善、學科建設與交流等，都是當代我國媒體道德建設中都應考察到的維度。由於我國當前的傳媒倫理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許多基礎理論問題尚沒有得到係統解決。因此，在傳媒倫理的原則與規範建構問題上也步入了一些誤區，國外傳媒倫理研究中的“波特模式”是一個有益的啟示；另外，國外傳媒倫理研究從傳統文化中找尋原則與規範建構資源的思路也值得我們借鑒。
關鍵詞：大眾傳媒 傳媒倫理 傳媒娛樂化 傳媒市場化 後現代性 道德建設 媒介素養 倫理原則 道德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