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對自由市場體製的捍衛，並不限於“經濟效率”這一維度的考慮。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甚至從道德層麵來論述市場交易體製的優勢。他指出，那種認為“市場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會產生‘創造財富’這一有利的結果”的觀點，是寬泛而膚淺的。哈耶克認為，“隻有在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決定運用他的知識時，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擁有的許多具體知識全部得到運用”，才能不斷擴大參與市場分工的社會成員在天賦、技能和興趣上的差異，才會促進生成德國思想家威廉·馮·洪堡特所說的“人類最為豐富多樣性發展”的文明，最後形成他心目中的“偉大社會”。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他又終生堅持批判自法國啟蒙運動以來的建構理性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秩序，並不是由人類理性構設或“集體設計”的產物，而是人類行動的結果。在《自由的憲章》中，哈耶克曾明確指出，人類社會的“製度既不是出於人的設計，也不是人所能控製的”，並相信，“大凡認為一切有效率的製度都產生於深思熟慮設計的人，大凡認為任何不是有意識設計的東西都無助於人的目的的人，幾乎必定是自由之敵”。在辭世前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負》中，哈耶克又繼續對那種對社會經濟秩序進行整體設計和建構的做法進行激烈的抨擊，認為那是一種理性的“致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韋森，2011）。
哈耶克並不主張現代社會中的政府要無為而治，而是主張政府在建立和維係市場經濟運行的抽象規則和法律製度建設上要有所作為。哈耶克真正反對的，隻是政府運用行政權力直接幹預經濟過程、直接參與經濟過程乃至對一些經濟活動進行國家壟斷。同樣，哈耶克也反對政府在建立自由市場運行的抽象規則上的不作為，主張政府在保護市場運行的產權製度和法治建設上要有所作為。
哈耶克與凱恩斯均贏得了世界性的巨大聲譽，這一點今天似乎無人能予以否認。然而，凱恩斯與哈耶克，在經濟理論、政策導向上，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見解，可謂是一對宿敵——盡管二人是私交甚篤的諍友。在公開出版物乃至許多學術聚會的場合，二人曾進行過曠日持久的爭論。即使在凱恩斯逝世後，這場爭論還沒有結束。哈耶克直到1992年逝世前，還悻悻地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好好地清算凱恩斯的思想和理論。
但是，凱恩斯和哈耶克之爭隻不過是方法論上的爭論，談不上是兩種意識形態的鬥爭。經濟學家利奧尼爾·羅賓斯在談到凱恩斯和哈耶克之爭時說過：“麵對當時那種陷入停滯的通貨緊縮，那種認為首先必須處理錯誤投資……以及推動儲蓄行為的理念……就變得不合時宜，就像拒絕給一個掉入冰窟的醉漢提供毛毯和保暖品，因為覺得此人最根本的問題是（身體因飲酒）過熱那樣。”提供毛毯和保暖品是凱恩斯的做法，而指出此人是因為身體過熱，是哈耶克的做派。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包括左派與右派之爭，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之爭（孫驍驥，2011）。
同樣，左派與右派對於平等和自由的認識分歧，也隻是針對平等和自由的程度而已。布萊克默指出，保守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觀點的差別實際上主要是這樣的問題：我們期待什麼程度的平等？社會政策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糾正不公平和非正義？以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例，羅爾斯曾經指出，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平等，這就是說，我們應當盡可能平等地分享那些生活中的“好事情”，比如，教育、職業機會、免費服務，等等。自由是一個正義社會的基礎，每一位公民都應當被公平地對待，受到尊重。同時，羅爾斯也指出，如果可以激勵那些富人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的不公平是合理的。這種激勵如果程度適當，富人的工作會更有效率。這意味著每個人可以從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但是，如果這種激勵超出了適當水平，窮人的境況就會變糟。實際上，很多左派思想家同樣承認應當存在一些不平等，比如以貢獻為基礎的不平等，相反，很多右派思想家也承認公民應享有一些基本的平等（布萊克默，20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