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著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思維方式。與仍未誕生的知識相比，沒有什麼東西會顯得更重要，更珍貴。因為由它引起的那種緊迫感、精神上的不滿足將永不止息……
——蘇姍·桑塔格：《激進意誌的風格》
然而，我們用我們的生命能做些什麼呢？人們已經做出了一些頗有成效的、共同的努力來直麵母親身份製度，比如，全國福利人權組織、全國流產權利行動聯盟，以及像自由選擇的天主教徒、紐約黑人單生母親姐妹聯合會和在西雅圖成立的女同性戀母親全國救助基金會這樣眾多的專門組織。一個全國性的組織，MOMMA，擁有一份報紙和若幹個國內分部，主要關注的是普通單生母親所遭遇的問題。婦女健康一關愛運動是一股方興未艾的力量，正在挑戰男性醫學教條在婦女身上助長的那種無知與被動，已經在新一代婦女身上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寫這本書的四年之中，我已經看到了母親身份的結果，這個結果是在對某一主題的女權主義的分析中幾乎是由附帶出來的一個問題產生的。這一主題現在似乎占據了有頭腦女性——無論是母親，還是女兒，或兩者兼之——的集體意識。不同的作者一直都在呼籲一種新的女性統治主義；呼籲通過基因技術由女人來取而代之；要求通過社會全體成員，或所有“脫離孩子”的女性把孩子照管當做一種政治承諾來堅持；要求一種社會性的孩子撫養；要求回到一種社會的“鄉村”觀念，在其中，孩子能夠被整合到成年人的工作生活之中；要求孩子在一個男女平權主義者的圈子裏哺育，在沒有性烙印的環境裏長大成人。有人對“新的父親身份”感興趣，熱衷於一種證據基礎的確立，這是一種男人，同時也包括女人，能夠和應該成為“母親”的基礎，或者熱衷於父親身份的重新定義，這種父親身份會要求更主動、更持久地與孩子呆在一起。
尋找幻想，夢著夢想是重要的，另外，去嚐試新的生活方式，去開拓嚴肅的體驗空間，尊重那些即使是失敗的努力，也是重要的。與此同時，根據大多數女性目前那種被動的生活狀況，倘若去糾纏於女權至上的烏托邦，去“要求”避孕與基因技術對女人產生“改變”（那該是一種由她們來承受的何等巨大的壓力），這多半是一種天真與自我縱容；應該去談論那些給人印象深刻的“無子女”婦女，作為一種政治責任，她們把精力轉向了孩子的照管；去談論對女權至上主義的抵製；談論那個去解決孩子撫養問題的社會團體。作為一種強迫苦役與體現了罪惡的孩子照管，在我們的曆史中完全呈現的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如果女人抵製科學體製（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與之接近）的實驗室與圖書館，那我們甚至不會知道什麼樣的探索與技術對我們身體的控製是致命的。的確，這個社會團體的裏裏外外對女人來說，已沒有什麼特殊魅力，比一般的大家庭或公共日托中心好不到哪裏去。畢竟，這些做法並不能使我們認識到女性身體的真正複雜性和政治意義，不能認識它所代表的力量與脆弱的所有層麵，在其中，母親身份完全是一個組成成分，盡管是一個殘酷的組成成分。
更進一步說，認定“哺育”是女性的一種特殊的力量，這是一種危險的、簡單化的看法，應該把這一點擴展到一個更大的社會背景之中，以期創造一種新的人類秩序。不管我們自身與以後給予未來的禮物是什麼，它都會變成一種自食其果。關於女人在痛苦折磨下那種政治上失去自由的狀況，羅斯·斯蒂倫（Rose Styron）這樣寫道：
一個女人被典型地賦予的那種想象力、“情感主義”——她發展起來用於保護她孩子的那種激情，對社會或家庭需求與要求需要變得敏感的同情心（或對人類動機與各種可能性的那種洞察力）——會使她成為一個針對折磨她的人事的極端的反對者。同時，這也會使她特別容易受到傷害。
這種情況對生活在父權製下的一般女性來說是真實的，而無論我們反對的是個別的男人、福利製度、醫學與心理分析建構，還是毒品交易、色情作品、賣淫的組織網絡。當一個單獨的女人首先去反對母親製度時，她也常常不得不以一個男人、她孩子父親的身份去反對它，她對他們的感覺可能是愛、同情、友善，同時也可能是憎恨、憤怒、恐懼或罪惡。隻要它仍然保持在一種水平上，由於它的存在，通過我們身上那種最寬宏、最敏感的東西，女人被得到控製，我們想去反對強暴的那種“母親的”或“養育的”精神和鬥士的心態就隻能證明是一種傾向。女性力量與優勢的理論必須充分考慮到我們自身存在的模棱兩可性，考慮到我們意識的連續性，以及在我們每個人身上蘊藏著的那種創造與破壞的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