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術路線”下的文化成果明清以來，耶穌會一直在中國士大夫中間傳教。紮根在徐家彙—土山灣的耶穌會士，上海的耶穌會士延續了利瑪竇以來的“儒家路線”，一直以科學文化做工具，與上海、江南和內地的官紳社會打交道。開始，他們的教育偏向於傳統儒家，迎合“中學”，在徐彙公學等學校中，培養幼童，參加科舉考試，以圖打通進入北京的官方路線。但是，“太平天國”動亂平定以後，清廷式微，不得已在江南各地開展“洋務運動”，引進“西術”、提倡“西學”。繼明末以後，江南地區又一次出現了對於西方文化的強烈興趣。因此，耶穌會製定“江南科學計劃”（1872—1876年），在徐家彙地區推行新的“學術路線”，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推動中國的新文化建設。“江南科學計劃”，詳見李天綱：《新耶穌會士與徐家彙文化事業》，載《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72年8月，為實施“江南科學計劃”，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在該委員會的指導下，不少科學家來到徐家彙—土山灣，大量捐款從江南、歐洲帶到上海，一係列文化人物，兩代人的努力，把徐家彙發展成中國近代文化的重鎮，東亞地區最重要的科學文化中心。推動和參與其中的人物如下：
劉德耀（Henri le Lec,S.J.），“江南科學計劃”的發起者。
韓伯祿（Pierre Heude S.J.,1836—1902），法國生物學家，1868年來上海，是中國現代生物學的開創人。曾五次到華中地區考察生物，收集到大量長江流域的動植物標本，建成“徐家彙博物院”，是中國最早的生物學博物館。研究成果，出版為《中華帝國自然曆史錄叢》（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ire chinois），是研究中國生物的權威著作。
高龍磐（Augustinus Colombels,S.J.），法國科學家，1868年來上海，參與“江南科學計劃”，專門負責在徐家彙籌建天文台，成為中國現代天文學的奠基人。1872年12月1日開始天象觀察，次年建成永久性的天文台。高龍磐的另一專業是中國天主教曆史研究，巨著《江南傳教史》，由土山灣印書館石印出版。
晁德蒞（Angelo Zottoli,S.J.,1826—1902），意大利漢學家，1848年來上海，擔任徐彙公學教師和校長，教授馬相伯、李問漁等首批學生。用拉丁文翻譯儒家經典，著有《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eraturae Sinicae,1879—1888）。
費賴之（Louis Pfister,S.J.,1833—1891），法國漢學家，1867年來上海徐家彙，參與“江南科學計劃”，負責從事耶穌會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著有《江南教會紀實》（Relation sur la mission du Kiangnan,1869），畢生研究成果《在華耶穌會士傳略及數目提要》（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1932年由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德禮賢（Pasquale d’Elia,S.J.,1890—1963），意大利漢學家，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後期參加了徐家彙的漢學研究。
“江南科學計劃”培養了一批中國籍的學者，他們都是徐家彙的修士、神父，但是從一開始就作為學者加以培養，準備畢生從事專職的學術和文化工作。有的學者後來離開了教會，但是也在“洋務運動”中為中國的新文化作出了傑出貢獻。他們是：
黃伯祿（S.J.,1830—1909）：江蘇海門人，中國早期的科學家、翻譯家；
李問漁（S.J.,1840—1911）：江蘇南彙人，中國早期的科學家、翻譯家；
馬相伯（S.J.,1840—1939）：江蘇丹陽人，中國早期的西學家、活動家；
馬建忠（S.J.,1845—1900）：江蘇丹陽人，中國早期的西學家，政治家。
經過幾十年的實施，徐家彙—土山灣地區出現了一係列科學文化事業，其中很多是上海和中國的“第一”。徐彙公學：中國內地最早的西式中等教育機構。1850年，江南大饑荒，不少家長將孩子送到徐家彙集體撫養。主教挑選聰穎兒童，加以教育。名聞江徐彙公學
南以後，有更多家長送來孩子，其中有馬相伯、李問漁等重要人才，徐彙公學雛形成立。徐彙公學開始為中國培養科舉人才，因此尤其重視“經學”教育。後為迎合“洋務”需要，逐漸增加“西學”比重，成為完整的西式中學。1878年，建造三層巴黎拉丁區式樣的大樓，後加建一層，為徐彙公學“老校舍”。1918年，又按巴黎拉丁區教會建築式樣，建造“新校舍”，美輪美奐，一直為徐家彙地區的地標。徐彙公學注重語言、藝術和科學教育，中文之外，開設拉丁、法、英文課程，專長音樂、美術和工藝，數、理、化教育蜚聲上海，很多家長將孩子送來寄宿培養，人才輩出。1940年代，學校在校生達500人，畢業後多升入震旦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不少還直接進入法國著名大學深造。
徐家彙藏書樓（Zi Ca Wei Bibiliotheque）：中國最早的西式圖書館。1847年耶穌會把本會在青浦橫塘的圖書室，移到徐家彙，擴充為藏書樓。至1944年為止，徐家彙藏書樓的收藏，以西文拉丁、希臘、法、英、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文字的古籍圖書最為珍貴，20世紀之前的西文圖書，就達8萬冊之多。中文圖書也以古籍為主，總數達12萬冊，其中以2100餘種地方誌最為珍貴。加上耶穌會住院、天文台、大、小修院、徐彙中學、彙師中學各圖書館，耶穌會在徐家彙收有中西書籍30萬冊，在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藏書46萬冊）毀於“一·二八”戰火後，徐家彙藏書樓的藏書在數量和質量上，為上海公私各圖書館之最。徐家彙藏書樓“大書房”（藏書室），改建於1897年，共2層。上層為羅馬梵蒂岡式樣，藏西文圖書；下層為寧波天一閣式樣，藏中文圖書。大書房邊上的大樓，為耶穌會士住院，初建於1867年，1931年改建為巴黎拉丁區外廊式的四層坡頂大樓。一般不接待外界讀者，隻有神父和修士才可以借閱，因不是公共類型的“圖書館”，故自稱“藏書樓”。
徐家彙博物院（Museum Heude）：中國最早建立的現代科學博物院。1867年，由法國科學家韓伯祿創辦。韓伯祿專長物理學、動植物學，曾長期考察長江流域的動植物狀況，精通亞洲動植物物種。他《說鹿》一書，發現和研究了中國麋鹿，在世界生物界引起轟動。
徐家彙天文氣象台，按“江南科學計劃”，創建於1872年，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天文觀察機構，氣象研究和天氣預報服務機構。徐家彙的天文觀察，是中國現代天文學的開端。1926年10月，徐家彙天文台（佘山觀察站）被世界天文協會定為世界三個地球經度測量基本點之一。徐家彙的氣象記錄，最早可以溯源至1873年，是中國和亞洲最早的氣象資料。1884年，徐家彙氣象台應上海公共租
由徐家彙博物院發展而來的震旦大學博物院
外灘氣象塔
界的邀請，在外灘設立氣象信號塔，這是遠東最權威和著名的氣象塔，百年之中，為上海外灘的地標建築。
在中等和普通教育方麵，除了徐彙中學之外，徐家彙—土山灣地區還貢獻了“經言學校”（1867年）、“彙師小學”（1884年）、“崇德女校”（1898年）、“啟明女中”（1904年）、“類思小學”（1914年），它們都是上海地區的著名學校。
徐家彙—土山灣地區，還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源地之一。震旦學院：1903年，由馬相伯和法國耶穌會合作建立，發展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大學。複旦公學：1905年，由馬相伯和中國官紳合作創辦，發展為中國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學，20世紀40年代轉為國立大學，1953年以後成為教育部重點大學，號稱“江南第一學府”。
土山灣孤兒工藝院，是中國近代工藝美術的搖籃。按中國現代畫家、美術教育家徐悲鴻的說法，“中西文化之溝通，該處（徐家彙）曾有極其珍貴之貢獻。土山灣亦有習畫之所，蓋中國西洋畫之搖籃”徐悲鴻：《新藝術運動之回顧與前瞻》，《時事新報》（重慶），1943年3月15日。。土山灣的美術事業，開始是為了教會建造建堂，布置聖像、聖畫、聖器的需要，宗教色彩很強。但由於上海市場對於現代美術樣式有很大的需求，乃至後來工藝院在油畫、水彩畫、雕塑、木刻、家具、照相、彩色玻璃、五金工藝、書籍印製等方麵開設了很大的工場，為世俗市場提供藝術產品。
按《徐彙紀略》，土山灣孤兒工藝院有“圖畫館”：“分水彩、鉛筆、油畫等。其所繪花草、人物、摹真、寫形等件，前經南洋勸業會頒獎牌獎憑十九件之多。近日新添彩繪玻璃，將人物鳥獸，彩畫於玻璃上，後置爐中煨灸，彩色深入玻璃內，永久不退。中國彩繪玻璃，此為第一出品處。”張璜編纂：《徐彙紀略》，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14年印。1868年，土山灣孤兒院請陸伯都相公（修士）教授孤兒學習繪畫，開始了土山灣的美術事業。1870年，劉必振相公代替陸伯都，教授繪畫。1872年，徐彙畫館從徐家彙搬入土山灣，正式成為土山灣孤兒院的畫館。畫館開始是為江南地區和全國各地的教堂繪製宗教畫，隨著上海租界對西洋工藝品需求的增加，畫館也從事許多世俗藝術的創作。
在徐家彙，西班牙耶穌會士範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最早從事美術創作。範廷佐1847年來華，郎懷仁神父分派他做藝術工作，主持董家渡天主堂的設計。1851年，範廷佐設計徐家彙聖依納爵教堂，在教堂內開設工作室。不久擴展為工藝學校或藝術課堂性質的徐家彙畫館，專門傳授素描、雕塑及繪畫技術。在油畫方麵，意大利那不勒斯畫家馬義穀（Nicolas Massa,1815—1867）的藝術風格在畫館早期很有影響。馬義穀是“油畫在上海的最早傳播者”，他於1846年到上海，1851年起在範廷佐工作室傳授油畫，1857年起負責徐家彙畫館的藝術創作。徐彙畫館後來並入土山灣孤兒院畫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