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萬隆會議。在亞非國家國際地位迅速提高的大背景下，1955年4月由緬甸、錫蘭（斯裏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5國總理聯合發起，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29個亞非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這次會議是曆史上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己發起，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會議，它代表著國際舞台上一種新興力量的崛起，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會議上，中國代表團與各國代表討論了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等共同關心的問題。麵對帝國主義對會議的陰謀破壞及與會各方的矛盾分歧等複雜情況，周恩來鮮明地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呼籲各國拋開分歧，為反對殖民主義而加強團結合作，推動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會議通過的最後公報提出促進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項原則，實際上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體現和引申。
萬隆會議是新中國參加的又一次重大國際會議。周恩來總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本著“求同存異”的方針，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其中，中國媒體對會議的國際報道功不可沒。在這次會議上，包括新華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對外報刊在內的中國記者團，根據中國的原則，積極配合，大力報道，充分反映了亞非國家反對殖民主義、反對侵略戰爭、維護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促進各國友好合作的共同願望。會議期間，中國的各對外傳播媒體向國外陸續報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英語組臨時增加了對東南亞和西南亞的廣播，並邀請宋慶齡副委員長撰寫了《亞非國家友好合作的前途》的文章，邀請貿易部原副部長孔原撰寫《中國與亞洲各國的貿易關係》，邀請著名國際記者愛波因斯坦撰寫《亞洲國家在民族獨立道路上前進》等文章。對外英文刊物《中國人民》派出記者張彥跟蹤大會報道，與李慎之合作寫了《亞非會議日記》係列報道，較係統地介紹大會進程及中國代表團的重要活動，收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
二、中國國際傳播的徘徊期（1966～1978年）
從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時期，我國經曆了罕見的浩劫，這期間對外傳播事業也未能幸免。新中國成立以來確立的正確的對外傳播思想和方針被批判和否定，代以極“左”思潮；對外傳播事業嚴重萎縮，對外傳播的機構和隊伍受到嚴重摧殘；對外傳播的內容與做法基本照搬國內，不看對象，強加於人，極大地損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國家形象。凡此種種，在中國對外傳播史上留下了極其沉痛的教訓。
1966年5月31日，“中央文革”工作組在陳伯達的指揮下，進駐人民日報社奪權，控製了報紙每天的版麵，同時該工作組還指導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工作。黨的中央機關報和兩個最重要的外宣機構被“文革”工作組“掌握”與“指導”，此後十年間，中國的國內新聞和對外報道都以“文革”的立場和思維運轉與呈現。
“文革”中，對外傳播的對象被限定為“革命的”、“進步的”、“左派的”，其他外國人均不在傳播範圍內。以地域而言，亞非拉受眾是中國主要傳播對象，歐美發達國家則不是重點。對外新聞傳播的任務由之前的“對外介紹中國的情況和主張，促進世界人民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和同情”改為“宣傳毛澤東思想，推動世界革命”。這時期的對外傳播題材範圍狹窄，內容空洞，手法單一，假話、大話、空話、套話連篇。正如有人總結的，“在國內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同時，把中國視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大張旗鼓地宣傳推動世界革命，在國內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批判國外的資產階級。這是當時國際宣傳的主調，並認為我們正處於‘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因此在國內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國際上就宣傳打倒帝修反，要把帝修反‘統統掃進曆史的垃圾堆’”。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為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外廣播經常充斥著“左”的政治說教，各種語言的對外廣播節目同對內廣播一樣，經常連續全文播出有關“文化大革命”方針政策的長篇社論、文章以及領導人的講話，照本宣科地播送毛澤東著作，知識性、趣味性的內容少得可憐，對優秀文化的介紹也讓位於階級鬥爭形勢的分析。聽眾和廣播電台建立起來的關係日益疏遠，電台收到的聽眾來信越來越少。雖然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對對外傳播中的錯誤路線進行了矯正，但收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