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在土耳其召開的世界人居大會指出：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隻有城市的成功，才能保證國家的成功。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曾經斷言：“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課題。”
一直以來，城市化是推動我國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優化，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城市化的發展關係到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因此，走什麼樣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對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
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全球經濟複蘇並不明顯。在歐洲債務危機不斷惡化，美國經濟持續低迷的國際環境下，以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出口”這架馬車失去了動力，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必須加速轉型，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成為首要的任務。在此背景下，以往由地方政府主導的粗放型城市化道路無法維係，在中央統籌規劃下以區域經濟整合和內需市場培育為重點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正在開啟，中國城市化道路正在變軌，即開始從以往的“以物為中心的城市化”走向“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道路以城鎮化為綱領。2012年4月初，李克強在《求是》雜誌上撰文強調，“調整經濟結構最重要的是擴大內需”，“擴內需的最大潛力在城鎮化”。7月13—14日，李克強在湖北考察時又強調，城鎮化是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依托。中部地區發展的回旋餘地很大，對全國經濟的帶動作用日益凸顯。他指出要研究製定全國城鎮化發展規劃，注重體製機製創新，打破行政區域限製，使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優化配置。這些觀點蘊含了在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背景下國家對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探索，其核心便是在中央統籌規劃下立足於區域經濟整合基礎上，構建注重內涵和質量的新型城鎮化模式。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明確地提出了“新型城鎮化”概念，同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進一步把“加快城鎮化建設速度”列為2013年經濟工作的六大任務之一。201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就城鎮化舉行最高級別全國性專題會議——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曆史上第一個“會中會”，會議強調“人口城市化”的內涵，將城鎮化作為今後各項經濟社會工作的重要抓手，凸顯了新時期將城市化作為推進民生工程和社會建設戰略工具的重要意義。
城市化作為國家建設的戰略工具，其道路和模式的選擇一直是世界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內容。美國學者布賴恩·貝利通過對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城市化過程的比較研究，認識到在20世紀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盡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卻各不相同”。（貝利，2008）貝利認為這種道路選擇的差異，源於不同國家所處的技術水平、社會政治環境、國家意識形態、規劃權力的交互作用以及傳統文化等因素。這些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產生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城市化的多樣化的人類後果。
作為資本主義的後起之秀，美國自建國後便開始了其城市化進程，經過200多年的發展，無論是在推進城市化水平，還是在改善城市治理方麵，美國在其漫長的城市化曆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工業城市化時代城市的崛起，到郊區化時代中心城市的空心化，再到後工業化時代城市的轉型和國際大都市的建設，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時期，美國政府在城市發展問題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進行了豐富的實踐。
盡管中美兩國在政治環境、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和技術水平等各方麵都有很大差異，城市化模式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但是，從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在一般意義上，任何特定的城市化模式產生、道路的演進，都深刻嵌入到其特定的經濟社會，並衍生出一係列複雜的製度後果。美國建國後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城市化曆程暗含著不同時期的國家建設戰略與其城市化策略、城市化發展間的邏輯關係。這些經驗規律與機製能夠為我國構建新型城鎮化的未來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論與經驗啟示。
一、研究問題
無論是從曆史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城市化都是理解一國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維度。和西方工業化國家所走過的城市化道路有所不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發展是在快速工業化、市場化與全球化的背景下實現的。作為經濟現代化的結果之一，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城鎮化取得了重大發展。數據顯示，截止到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0%。盡管相比於發達國家平均70%的比例而言，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對於一個有13億人口的新興經濟體大國而言，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仍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