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論文集是一個總題為“文化與社會轉型”多年項目的又一成果，旨在探討如何根據當代中國急劇的社會變動，特別是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的經驗事實，從理論的角度認識文化與社會轉型間的關係，轉型的性質和動力，特別是實現轉型的機製和未來走向。
從經驗事實的角度出發，對於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可以作不同的概括。不少人把它概括成指令經濟到市場經濟、封閉到開放、空想到務實、專製到放權、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也有人把它概括成理想主義到享樂主義、集體本位到個人本位、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的蛻變。不管怎麼概括，一致公認的事實是，三十年來大變動的起點是對文化革命的否定。
文革十分複雜，就其積極方麵而言，對蘇共全民國家全民黨修正主義理論的批判，為正視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著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正視黨內特權階層使之演變為新型的壓迫剝削社會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論基礎；而‘造反有理’則為群眾參與政治打開了巨大的空間，使之成為遏製黨內權力精英蛻化為新的壓迫剝削集團的重要機製。
就其消極方麵而言，由於錯誤估計形勢、誇大敵情，在掌握政權的情況下，對大量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內政策分歧和社會上的思想意識問題，不是在尊重人權民權的基礎上，按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程序，通過協商討論來解決，而是持續地大範圍地動用群眾暴力和國家暴力，用對敵鬥爭的方式來處理，以致傷人太多，使一個本來合理的富有洞見的政治綱領，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失去了合法性。文革動亂，作為群眾性政治運動的最極端形式，其對社會秩序的嚴重破壞和對社會各階層的全麵傷害，使得‘政治運動’這一維持原有權力體製最為有效的社會控製機製，失去了人心，喪失了政治合法性，徹底垮了台。粉碎四人幫、結束文革，得到全民擁護，說明人心思變，要從政治運動中擺脫出來，重組社會生活。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但到底怎麼變、變化的社會內容應當是什麼，卻主要取決於政治動員和領導權形成過程中的政治較量和話語鬥爭，不存在宿命的必然。
改革過程中的政治較量和話語鬥爭直接表現在改革的方向。在討論社會類型時，人們往往專注於建構社會主導結構的決定性的社會力量（精英黨或市場力量），而把文化僅僅看作是表達性的伴隨現象。在觀察社會轉型時，人們往往專注於推動社會變革的社會力量（工農，知識分子，官僚集團，或者財富階層）。可是實際上，任何社會力量，沒有文化提供的意義結構做中介，就不可能把自己動員和組織起來，不可能使自己的期望、理想和綱領得到確切的表述，因而也就不可能發揮創造時代、轉變社會的曆史功能。任何社會轉型，沒有大多數人（人民）的參與，不可能成功。可是人民中不同人群的要求和期望，不可能相同。民主革命時的農民要土地，黨要執政，資本家要發財。文革時的造反派，文革後的改革派，或當前的自由派、反思派內部，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沒有一種文化上的整合和表述，把種種異質的要求和期望，納入一種表麵上同質的綱領（如社會主義或現代化），形成一種霸權話語，就不可能動員群眾，形成大多數，實現社會轉型。這裏，文化表述，實際上是取得社會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的前提。缺少這個前提，轉型不可能實現；要理解轉型，就必須專注於主導話語的形成和演變。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主導話語形成於對外開放以後的話語導向中。在國際霸權話語（基於人性自私和個人本位的倫理-政治領域中的保守派自由主義，經濟領域中的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所謂“別無選擇”］，文化領域中的消費享樂主義）的支持下，通過“社會主義徹底失敗”、“計劃經濟行不通”、“國企低效”、“”等曆史判斷，，通過對人權、理性、效率、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發展主義、消費主義等概念的壟斷解讀和反複灌輸，對集體主義、階級鬥爭、平等、解放、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概念的禁用、壓製或曲解，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社會主義被作為烏托邦經由“中國特色的”等修飾語而一筆勾銷。資本主義現代化被視為實現人性的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從而建立起了一個以“現代化”為核心、以全球接軌為取向的新的話語導向。在這個話語的引導下，中國被迅速地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產生了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係列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意識形態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