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彙意義的通達與表征一直是認知心理科學和閱讀領域十分關注的問題。一個詞由三個方麵因素構成：詞形、語音和語義。在語義通達的過程中，字形和語音分別扮演了什麼角色？對於熟練讀者而言，語音在閱讀中是否還在發揮作用？對於不同的文字體係，語音在詞義通達中是否起不同的作用？如果存在差異，又體現在何處？對於這些問題心理學家提出了不同的理論與模式，本章將一一介紹。
語音轉錄假說與雙通道理論
早在19世紀初，美國心理學家休依（1908）就指出：“內部的言語活動，例如聽和讀，是大多數人的正常的閱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法國的Egger在1881年曾說過：閱讀就是把書寫的文字翻譯成言語。早期的內省研究（Edfeldt，1960；Mcguign，1970）用EMG（electromyographic）的方法研究發現，盡管沒有外部的行為表現，被試者在閱讀時仍然有伴隨內部朗讀（subvocalization）的現象。雖然用EMG可以測得的“內部朗讀”的現象，但是不能說明語音在意義理解的過程中的作用。這種內部語言有可能發生在詞彙識別之後，隻是一個附加的加工過程。Rubenstein等人（1971）首先以信息加工理論為框架考察了語音在意義通達中的作用。他們采用實時（online）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一係列的實驗，在這些實驗的基礎上，Rubenstein等人提出了一個較為清晰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假設：（1）心理詞典是以音素的形式組織起來的，詞彙識別必須要經過語音轉錄；（2）視覺呈現的詞首先被切分為字母或者字母組合，然後再轉換成相對應的音素形式；（3）尋找與這一音素形式相匹配的心理表征，當相應的詞條被發現時，這個詞就被識別了。
Rubenstein等人提出的“語音轉錄”假說引起了大量的關注，後來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係列實驗對這一觀點加以驗證。實驗采用的邏輯是，如果視覺詞彙的識別是通過語音轉錄來完成的，那麼一些語音變量，如可音讀性，形—音轉換的規則性、音節個數等都應當對詞彙的識別產生影響。一些研究（Gough，P.B.&Cosky，M.J.，1977；Stanovich，K.E.&Bouer，D.W.，1978）的結果支持了“語音轉錄”假說，認為詞彙的識別需要經過由形到音的轉換。另外一些研究（eg.Barron&Baron，1977；Besner&Davelaar，1982；Kleiman，1975）在實驗中沒有發現這些語音變量的作用，因此他們認為語音在詞彙的加工中沒有起作用，詞彙的識別主要根據字形表征，提出了所謂的“直通理論”。另外一些臨床觀察（Holmes，1978；Saffian&Marin，1977）也發現，雖然一些失語症患者喪失了關於拚寫和發音（音素—形素）之間關係的知識，不能正確地判斷兩個同韻但是形異的詞，無法正確地讀出符合讀音規則的同音假詞，但是仍有跡象表明在這些病人的大腦中有心理詞典的存在。
“語音轉錄”假說沒有完全得到實驗結果的支持，這時就出現了一種較為折中的觀點，即“雙通道”理論（Colthartetal.，1977；Meyeretal.，1974）。Meyer等（1974）通過實驗發現，在詞彙語義通達中，存在兩條加工通路，詞彙的識別既可以經由語音表征又可以經由正字法表征來通達詞條，這兩條通路是平行地起作用的，最終由哪條通路通達到詞義，取決於兩條通路的加工速度，因此這種“雙通道”理論又被稱為“賽馬模式”。而Coltheart等人（1977）提出的“雙通道理論”不認為在視覺詞彙的加工中視覺通路和語音通路起的作用是平衡的。他們指出，以往的研究往往要求被試者做出否定的回答，如非詞的可音讀判斷、假同音詞效應、分類任務中的否定判斷等等，而“否”的反應一般都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這樣就使得語音表征可以參與到加工過程中來。Coltheart等（1977）認為，視覺通路通常快於語音通路，在詞的加工中占有主要的地位。Doctor&Coltheart（1980）用實驗展示了他們的雙通道理論。實驗采用句子核證任務。結果發現對於探測項目（即包含有同音錯詞的句子，如Sheblue（blew）uptheballoon），兒童的錯誤的“是”反應率隨著年齡（或者說他們的閱讀經驗）的增長而呈現遞減的趨勢：初學者的平均錯誤率為70.8%，而相對有經驗的讀者的平均錯誤率為20.8%。雙通道理論認為這是因為在熟練讀者的詞彙表征中形與義的聯接被加強了，讀者在加工中可以繞過語音表征由形直接通達到語義。這一理論也適用於已經被讀過很多次的詞，這些詞的語義同樣可以通過視覺通路直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