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論的重估與民族話語重建
王本朝
一、問題的提出：中國現代文論失語症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提出了“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命題，引起文論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有學術機構和單位的組織和參與，也有刊物和出版社的互動與配合，還有眾多名家和新人的聯手造勢1996年，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在陝西師大召開“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係統地討論，還出版有論文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文藝理論研究》《東方叢刊》等刊物還組織了專欄文章,對這一課題展開了持續研究。前後有錢中文、童慶炳、杜書瀛、張少康、蔡鍾翔、陳良運、暢廣元、陸貴山、王元驤、曹順慶、黨聖元、李春青、李衍柱、顧祖釗、蒲震元、賴大仁、蔣述卓、勞承萬等發表文章參與討論。，眾聲喧嘩，餘音嫋嫋，在新時期文論界營造了“文論重建”話語。讓古代文論彰顯當代價值，使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對接，這是新時期以來古代文論研究者一直追求的目標。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有學者提出古代文論研究應該與建設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聯係起來，有的甚至提出，可以用古代文論體係的框架來編寫文學概論，應將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納入建立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問題之中。《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問題》，載《文史哲》，1983年第1期。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認為古代文論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學理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理論，自然離不開對古代文論的融解和吸收。但人們又同時認識到，在古代文論與當代文論之間似乎還存在一道曆史的溝壑。搞當代文論研究的，或者囿於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傳入的理論模式，或者麵向西方，隻在必要時引用幾句古代文論作為補充和印證；搞古代文論研究的，則大多從理論批評史的角度著眼，就古論古，與當代多有隔膜。於是，如何挖掘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特別是貫通古今，使古代文論的研究具有當代性和生命力，使當代文論能夠繼承古代文論的優秀民族傳統，就成為文學理論工作者，特別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者思考的一個關鍵問題。鬱源：《古代文論研究方法與觀念更新》，載《湖北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不但要運用傳統的方法，而且還應運用比較的方法楊明照：《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文論》，載《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1期。，但同時也意識到了古代文論研究中存在的二難選擇。如果保留古代文論所特有的概念、範疇和其深刻性、獨到性，就很難使其進入現代學術話語係統，因而很難符合現代學術規範，如概念的明晰性、邏輯的嚴密性等等，如果以現代研究方法、話語形式對古代文論進行梳理、闡釋，則又很難保留其獨特性，從而使之成為印證某種西方理論方法的材料，出現生搬硬套、對號入座。於是，還有學者提出建立“中國文化詩學”的構想，在吸收西方現代學術方法、理論觀點的基礎上，依據中國古代文論的特點，建構起一種具有操作的有效性並符合現代學術規範的方法論。李春青：《中國文化詩學論綱——對古代文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構想》，載《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6期。
這些看法主要還是集中在對古代文論價值的重新認識和評價上，沒有將古代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闡釋為一種對抗和異質關係，它的影響自然也沒有跨出古代文論界。1996年的“西安會議”是一個轉折點，會議以“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為中心議題，檢討了近百年來古代文論研究和現代文藝學研究的經驗、教訓和存在的問題，對中國傳統的思維特點、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及其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學的重要意義以及什麼叫做“現代轉換”，“如何轉換”，“轉換的目標、方向和方法是什麼”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命題的提出自20世紀80年代文論界提出並討論方法論、主體論之後，再次點燃並激活了人們埋藏已久的理論熱情，並引出不同的觀點和持久的爭論，爭論的問題涉及到能否轉換和如何轉換。傳統是被建構起來的，古代文論也是在現代中建構的。在某種意義上，沒有現代文論的發生，就沒有古代文論這一概念。古代文論可否被轉換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傳統向現實存在而開放，它的意義也不斷被現實所闡釋和建構。至於如何轉換也是人見人殊，不同曆史語境、不同解釋者會有不同看法。
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命題的提出，基於對中國現代文論的評價與重估，以及未來中國文論的重建的不同認識，是對中國文論“失語症”的焦慮，由“失語”引出“轉型”的價值訴求，將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視為建設中國文論的重要力量。它認為近百年來的西方文論帶來了現代中國文論的“斷裂”和“失語”，“失語”是指失掉了自我表達的話語方式，話語是在一定文化傳統和社會曆史中形成的思維、言說的基本範疇和基本法則，是一種文化對自身的意義建構方式的基本設定。在“別求新聲於異邦”的20世紀中國文論從西方拿來了各種主義，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蘇俄的別、車、杜，再到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不一而足。我們不僅拿來了，而且還成為自己的思維模式和話語方式，學到了別人的理論話語，卻失去了自己原來的理論語言，基本上隻能借用西方的話語說話，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中國的學者就不會說話了，中國文論長期處於表達、溝通和解讀的“失語”狀態。盡管我們能夠體察到自己的存在，卻無法言說出自己的存在，一旦我們離開了別人的基本理論範疇，我們就無法思考，無法言說了。這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貧乏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文論“失語症”的表現。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載《東方叢刊》，1995年第3輯；《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化話語》，載《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
事實上，20世紀以來對傳統文論的關注和研究並沒有被忽視或間斷過蔣述卓、劉紹瑾、程國賦、魏中林：《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論學術研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傳統文論的現代價值也一直被闡釋和重視，“古為今用”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待傳統遺產的基本原則，將古代文論作為遺產加以繼承與發揚是不存在任何疑問的。但該論題的提出卻有著不同的語境、內容和目標訴求，特別是在一個不斷開放與改革的時代，由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焦慮和價值迷茫，使“本土特色”、“民族氣派”、“國學傳統”凸顯出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二、新傳統：重估中國現代文論
“失語症”所指的是中國文論的話語方式，而不僅僅是觀念和事實。它的提出有特定的含義，也有西方後殖民主義背景，它的前提就是對中國現代文論的重估，認為它是西方化的話語表達，沒有自己的聲音。事實真是這樣的嗎？這需要我們認真檢討和回答。中國現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和演變有著多種資源和價值形態，相對於現代文論的西方資源，古代文論的確處於比較邊緣或弱勢的位置，在文學批評的話語裏也沒有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按理說，古代文論之所以能為今天所用，就在於它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價值，然而中國現代文論並不是從古代文論延伸過來的，而主要是西方文論話語的移植與創造，但現代文論依然是中國文論而不是西方文論，也不是古代文論的現代階段。古代文論成了現代文論的重要背景和知識資源，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不是連續與斷裂的關係，而是整體與部分、包容與被包容的關係。曆史和傳統在時間的鏈條裏是無法割斷的，但也不可能無時不在，缺席和失位是完全可能的。即使進入到現代文論中的古代文論也已不是純粹的古代文論，而成了現代文論的構成內容。所謂現代文論被西方文論所取代也是不準確的判斷，中國現代文論中的西方文論也應該看作是現代文論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文論話語，更不是西方文論。中國現代文論是一種有著自己獨立傳統和特點的文論形態，或者說是話語方式，它有厚實的古代文論成分、基因或資源，但不屬於古代文論，也有鮮明的西方文論影子或話語，但也不能將它等同於西方文論。它是它自己，誰也不能取消或代替它的獨特意義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