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問題是一個國際性的社會問題，不僅在欠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就是在發達國家，貧困現象也到處存在，即便是在繁華的大都市，富麗堂皇的背後或許就是赤貧如洗、無家可歸。因此，深入研究城市貧困以及貧困家庭的形成機理以及影響因素，有助於探尋減緩貧困的可行途徑和完善相關政策。
經過幾十的發展曆程，中國的城市化集聚了財富，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同時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協調，也在不斷地製造城市貧困和貧困家庭。
一、“憑票供應”和城市貧困家庭
用了7年時間來過渡的新中國，在1956年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製度。隨之而來的是形成了一種以高度集中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製。這種體製在改革開放到來前30年期間構成了新中國的主要經濟體製，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傳統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體製在今時今日雖已逐步被市場經濟所取代，但它對我國尤其是生長在那個時代紅旗下人民的影響卻是深刻的，從統購統銷製度上就可略見一二。
1.統購統銷的出現
封建統治下的舊中國，長期積貧積弱、飽受西方列強欺淩，這些沉重的曆史使後人深刻銘記一個道理——“落後就要挨打”。所以，加快經濟發展，盡快完成工業化，擺脫貧窮的落後舊貌，實現幾代人富國富民的夙願，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執政上台後，亟待解決的曆史課題。正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意味著發軔於洋務運動的中國工業化開始邁入新的曆史發展階段。作為後現代類型的發展中國家，新生的人民政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高速增長的趕超型的工業化之路。
工業化發展所麵臨的資金、糧食、原料的危機，唯一可以緩解危機的辦法就是向農村索取積累，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麵積累起來的”（毛澤東，1977）；也正如林德衫所言，“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林德彬，1989），而統購統銷正適應了這一需要。
統購統銷的直接原因是1953年的糧食危機，而糧食統購統銷又正是統購統銷製度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內容。1952 年國民經濟基本恢複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戰線陸續鋪開，國家對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需求量飆升，在市場上國家難以購足所需糧食，糧食市場也出現了波動，1953年，“湖南、江西、山東、河北等主要產糧區市場價格高於牌價30-50%”（柳隨年，1984），國家收購量占市場糧食的比重急劇下降，糧食收購計劃難以完成，而國家糧食銷售量卻大幅增加，購銷倒掛十分嚴重，到7、8、9月份形勢嚴峻到了極點，部分地區糧食已經脫銷。糧販哄抬物價不僅是人為導致糧食供求矛盾的主要原因，而且與當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背道而馳，與社會主義路線背道而馳，因此必須采取措施製止之。此種情形直接使得領導人做出了糧食統購統銷的決策。
1953年11月9日政務院通過《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要求從12月初開始，除西藏和台灣外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即對糧食實行計劃供應、計劃收購，由國家嚴格控製糧食市場和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規定“在城市，對機關、團體、學校、企業等人員可以通過組織進行供應；對一般市民，可發給購糧證，憑證購買，或暫憑戶口簿購買。”●①◇
從糧食統購統銷開始的統購統銷製度，為工業化注入大量的資金，解決了工業化進程中資金短缺的關鍵性問題，從而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工業化建設，為中國實現工業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化需要與當時經濟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統購統銷被認為對合作化高潮的形成及其向集體化運動的轉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張樹新等學者也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促成了我國計劃經濟體製的最終確立（張樹新，2003）。
2.憑票供應的記憶
1955年8月25日，國務院發布了《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進一步完善了城市糧食統購統銷製度。規定居民口糧依據勞動差別、年齡大小以及不同地區的糧食消費習慣，確定了9個等級的供應標準。規定了市鎮糧食統銷按人定量供應，並發行糧票，還規定了具體的供應等級和每月的糧食定量供應標準。學界對於票據的起端，公認的時間是1955年，是以發行第一套全國糧票為標誌的（陳煜，2009）。隨著第一套全國糧票的發行，其後，各種票證相繼融入人們的生活，中國進入長達30多年的“票證時代”，直到改革開放後，票證才逐步取消。
據《上海地方誌》記載：1955年10月，上海市印製發行"五證一票"。五證是：上海市居民購糧證、工商行業購糧證、夥食團購糧證、特種用糧供應證、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各戶用糧均由糧食部門核定數量，發給購糧證，向指定糧店憑證計量購買糧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糧票。這些糧票、糧證是實行糧食計劃供應的憑證，屬無價證券。凡居民在市內夥食單位或在親友家搭夥，以及購買糧食複製品等，憑購糧證向定點供應的糧店，在定量計劃內，按照需要量換取上海市糧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