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葦：納博科夫可與十九世紀遠了去了，《尤利西斯》也不近。十九世紀的作家多有宗教情結，但二十世紀敏感的作家他們看到了宗教並不能解決人的精神問題。他們麵對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貢獻比心理學家還大，這是對人類精神困境的又一次尋求突圍。
○王天兵：你的電影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與上麵三位那種敘事還是有距離的。
●蘆葦：我寫的劇本都是情節劇，麵對的都是困境。
注釋
[1]辛格（1904-1991）：生於沙俄統治下的波蘭，1935年遷居美國紐約，197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關於東南歐作家
●蘆葦：再來談一個對我有很大影響的作家，南斯拉夫的安德裏奇[1]。
○王天兵：安德裏奇啊，我連聽都沒聽說過。你是什麼時候看他的？
●蘆葦：也是八十年代，如果說我對曆史的舞台有興趣，可能潛移默化地受到過他的影響。他寫過《德裏納河上的橋》是長篇；《情婦瑪拉》是中短篇集。南斯拉夫有兩個作家得了諾貝爾獎，一個是他、一個叫喬西奇。伊沃·安德裏奇1892年出生，196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75年去世。
安德裏奇被認為是南斯拉夫民族史的代表作家，《德裏納河上的橋》通過一座橋貫穿了南斯拉夫曆史，寫了一千多年，是真正的曆史畫長卷。《情婦瑪拉》也講的是巴爾幹半島被奧斯曼帝國統治期間的故事，對我影響很深。
南斯拉夫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此接觸、衝突的舞台，這塊地方是一個文化異常敏感的地帶，被認為是歐洲的一個火藥桶。
奧匈帝國的“鐵血宰相”梅涅特說，巴爾幹半島上那些混帳事兒遲早會引起一場世界大戰。此君不幸而言中。許多民族國家不同、語言信仰交織在一起衝突劇烈，果不其然一戰由此爆發。現在這裏依然是一個各種勢力角逐、敏感多事的地方。
德裏納河是南斯拉夫的一條大河，安德裏奇寫的就是這方流域的故事。《德裏納河上的橋》寫得太棒了。中國不乏這樣的曆史，但是中國沒有安德裏奇這樣水準的作家。
○王天兵：這個問題我們稍微多說幾句。是否因為我們中國人，總是習慣從中國看世界；而西方這些作家呢，他們有一種對不同文化的敏感性，使他們能從世界來看一個地方。
●蘆葦：中國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不同，就是有信仰文化和無信仰文化的距離。漢民族文化跟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有根本的區別。中國作家對不同文化、宗教的區別往往因不了解而持漠視的態度，夜郎心態嚴重。
安德裏奇是曆史學家，他一直在寫大曆史的舞台、不同民族的命運，寫民族衝突、國家戰爭、區域糾紛、信仰搏鬥，但他是通過小人物的命運來折射大曆史的舞台。
○王天兵：這是形成你“蘆葦風格”的一些元素？
●蘆葦：我一定在潛移默化中受到他的影響，毫無疑問融化到自己的心靈裏去了，終生受到他的影響與恩惠。
○王天兵：實際上中國這個大曆史舞台給我們提供類似這樣的東西太多了。
●蘆葦：但中國人缺少將苦難升華為史詩的能力，缺少文化判斷，缺少對價值觀的選擇，換句話來說，民族受的苦難沒有給我們帶來一種反思與認識的能力。俗話說就是，這罪白受了。
○王天兵：我們中國作家的文化格局很小，對文化衝突既不敏感，也無力駕馭。太平天國實際上就是文化衝突……基督教到中國變成另外一種東西，和儒家文化衝突。太平天國本質上是這種東西，對吧？
●蘆葦：中國沒有正統的宗教信仰，是邪教橫行之域，曆史上的邪教從先秦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太平天國隻是一次重演。如果在信仰文化上麵，沒有一個徹底的進步的話，這種情況還會延續下去。
○王天兵：你曾經說過你想寫太平天國？
●蘆葦：如果有表達的自由的話。我曾經寫過電視劇《李自成》，40集提綱寫完了，完成的有20集。
○王天兵：那裏麵有文化衝突嗎？
●蘆葦：不但有而且衝突慘烈。寫的是明朝末年的社會現狀，漢族內亂滿族入關，各種勢力的衝突，我力圖還原真相。
○王天兵：你覺得中國有沒有類似的對文化衝突、對宗教衝突比較敏感的著作？
●蘆葦：很少，基本都回避掉了。有些作家是偶爾露崢嶸。記得當年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作者：馬建），就寫了一個藏族人的內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我們是無宗教信仰的一種文化，滲入到社會的方方麵麵，也滲入到每個人的生活習慣中去。你在中國作家的小說裏，看不到對於靈魂終極歸宿這些東西的探尋，他們隻會寫變化不定的紅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