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山村農民“下得來”、“穩得住”、“富得快”，在“下山”過程中，武義縣委、縣政府特別強調突出“五個結合”，一是下山脫貧與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相結合，通過推進工業化、城市化，來轉移農民、減少農民、提高農民、富裕農民；二是下山脫貧與農村勞動力培訓就業工程相結合，加強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拓寬農民的就業門路；三是下山脫貧與勞務輸出相結合；四是下山脫貧與發展來料加工業相結合，建設“沒有圍牆的工廠”，有效解決農民的隱性失業問題，讓那些年紀較大或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也能就業；五是下山脫貧與發展特色產業相結合，農民搬遷下山後，充分開發利用舊村巨大的生態資源，也是下山群眾致富的一大有效途徑。
原坦洪鄉軟朝村村民廖春飛（左）下山辦起建築隊，當了“老板”。
正是由於武義的下山脫貧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我在主持《新鄉土中國——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時，就決定在完成了武義縣的縣域整合研究後，-定要選-個村子，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選-個自然村進行個案研究。那麼，在武義已下山的328個自然村中，選哪-個村子呢？眾所周知，武義進行下山脫貧工作己十幾年，由於環境的不同和發展的不平衡，下山脫貧的村子也是各有千秋。在蔣中意的協助下，我們選擇了發展比較居中的九龍山村作田野考察的點。
考察點選好後，我便讓《新鄉土中國——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還在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就讀碩士學位的黃蘭紅進點考察。黃蘭紅同學不畏艱苦，於2007年暑假到九龍山村進行了為期-個半月的田野考察。在新九龍山村幹部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下，獲得了豐富的第-於材料，在田野考察中增強了能力，增加了知識，不僅寫出於一份規範的碩士論文，在畢業答辯中取得於優良的成績，還為本書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於這-次田野經曆，黃蘭紅寫道：
認識武義，並非偶然，當我選擇了人類學作為我的碩士研究生專業，選擇了徐傑舜教授作我的導師時，冥冥之中注定了我與武義的緣分。我的師母徐桂蘭副研究員是武義人，導師徐傑舜教授曾在武義工作過20年，他倆對武義的深厚感情時常感染著我，特別是2006年導師申請的《新鄉土中國——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課題讓我正式與武義結緣，我開始喜歡上這座小城，對小城裏發生由的許多動聽故事產生了興趣，有些故事已成為曆史，而有些故事則正在上演，這些故事多數都來自武義的下山脫貧工作，講故事的人是那樣的激動，聽故事的我是那樣的興奮，導師的遠見卓識為我指明了論文的方向：研究武義下山脫貧工作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選題。
2006年7、8月，《新鄉土中國——新農村建設武義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完成了調查及寫作任務，書中第十二章下山脫貧是武義模式元素之八，是對武義下山脫貧工作進行總體介紹和一定的理論提升，但沒有利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武義下山脫貧進行調查研究，因此，導師建議我再次深入調查研究武義的下山脫貧工作，以九龍山村作為調查點，全麵了解九龍山村的搬遷過程和下山後村民的致富之路，以及下山前後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希望自己的調查研究能夠給別的貧困地區的移民搬遷帶去一點借鑒意義。
2007年7月16日，我鼓起勇氣獨自去到武義進行田野調查，開始了所謂“孤獨寂寞”的人類學田野生活，但其實我的這次田野生活並不孤獨寂寞，因為一路上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
首先給我最大幫助的是我的導師徐傑舜教授，他事先幫我聯係好了武精機器廠的孫桂球阿姨，使我在武義縣城進行調查和采訪時能夠住孫阿姨家裏；他還幫我聯係好武義縣原扶貧辦主任董春法，讓他協助我進行調查；還幫我聯係了浙江省永康市企鵝衡器有限公司董事長應振通，讓他為我解決從南寧往返武義的車費；甚至去爬九龍山一事都是徐老師給聯係上的，雖然我自己也曾多次向村委領導及村民請求帶我上山體驗一次，但都被回絕了。
其次，田野調查路上我諸多報道人和村民的無私幫助，尤其是武義縣原扶貧辦主任董春法，他為我提供大量調查所需的資料，給我講述許多下山脫貧的故事和案例，使我對武義下山脫貧工作有了更深的認識，同時，他還給予我諸多生活上的幫助。新九龍山村的老書記鄧壽明，現任書記田華平，現任村長劉孫勤，村民李雲仙及其家人，村民劉孫儉及其家人，以及村裏的其他村民都積極配合和協助我完成調查問卷和采訪，有些在生活上還給予我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