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丁亥之年，石中英博士代表中青會約我自選論文結集出版，然自知學識淺薄，且所發文稿未必能成體係，故未敢應允。戊子歲末，中英舊事重提，並確信會是有特色的集子，且望再予考慮。思量再三，便許諾盡力為之。既然承諾，就免不了花一番翻箱倒櫃的工夫。於是，戊子歲尾，己醜春夏，寒夜之中，暑燈之下，繁雜工作之餘，閉門苦索，幾經梳理考究，勉強結集。是年9月，當我小心翼翼交付文稿，卻為時已遲。越庚寅而辛卯初，中英自美越洋催促，遂交出版社，至今已一年有餘，又經陸續補益，終結集如斯，以其“嚶鳴”求其“友聲”而已。多磨未必好事，但絕非全然壞事。我欲告知諸君的是，經這麼一番“翻騰”，大致摸清了“家底”，也“回味”出絲絲甜意。
熟知我之友人鹹知，吾天性“固執”。用自己的托詞：“一個人總要堅持點什麼。”因為“固執”或“堅持”，免不了或得或失。但若相處常而久之，也就不難“知我”矣。這裏意欲表達的是，我得益於“固執”或“堅持”，正因如此，我從選擇讀“師範”以來，一直思考教育問題，一直從事教員之職，從未遊離。
“自選集”將思緒拉回至1983年9月，我作為萊西高格莊首名大學生，帶著父老鄉親的殷切期望，就讀位於泉城的山東師範大學。其時中國大學，相當重視旨在“端正專業思想”的“入學教育”。清楚記得，全校八三級“新生開學典禮”上，教育係主持全麵工作的潘伯庚教授代表全校教師致辭。他操著濃重而洪亮的金壇口音說道：“教師職業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事業，而且與人類社會共始終，從這個意義說，教師是萬歲的！”一席話，引發了我對教授的敬慕，增添了幾分對教師職業的憧憬。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六年後成為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
我至今依然確信，那時的教育係，有著一流的教師團隊，有合理的課程設置，更有濃厚的育人氛圍，尤其顯現出傳承中華文化的自覺。那些有學識的教授常常脫口而出的“子曰”“《詩》雲”，其褒揚之意溢於言表。按教育係傳統，每級學生必遊學“三孔”，我心懷敬仰之情，觀車服、禮器、魯壁、杏壇，確如當年司馬太史“餘祗回留之不能去”之感，以至於錯過回程專車，輾轉兗州自購火車票連夜返校。在眾多教授中，最令教育係所有學子引以為自豪的是兩位學術大師--1952年創校時就來師大任教、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有盛譽的傅統先教授和章益教授。傅先生時任教育係主任，曾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教育哲學領域成就卓著。因先生年事已高，且數年寓居上海，故未曾謀麵。章先生曾獲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是1935年《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布人之一，1943至1949年長校複旦大學，上海解放前夕，拒絕將複旦遷台，將複旦完整地交給人民政府，在心理學、教育學、外國文學方麵造詣深厚，有幸聆聽過先生一次報告，其嚴謹治學博學厚德之風範，足以令後生時常回味而感懷。在所有授課教師中，不能不提到思維縝密、授課總能令學生“欲罷不能”的陸有銓教授。在“政治掛帥”依然成風的時代，陸先生在《教育概論》課堂上鮮明地提出：“熱愛我們的教育事業就是愛國”，激勵學生立誌於教育事業，不因風雲變幻而動搖；曾意味深長地說：“教育是一片荒地，隻要辛勤耕耘，就會有收獲”，激勵學子勤於耕耘而不懈怠，不斷有所創獲。尤其令我難以忘懷的是，當我結束本科學業即將赴西藏工作之時，先生的苦心勸勉讓我有動力在世界屋脊勤學不輟，兩年後有幸回到其身邊再受教益。學士論文《高中畢業生升入高師後適應狀況的調查分析》是在笑容可掬、富於睿智的趙承福教授悉心指導下完成的。畢業前夕，先生讓我將論文和一封短信呈送山東省教育科學研究所劉明研究員那裏。拉薩的仲秋未到收獲時節，我在所任教的拉薩市師範學校（今拉薩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卻意外地接到了《山東教育科研》1987年第3期，其中就載有那篇學士論文。當我逐字逐句重讀自己正式發表於學術刊物的首篇論文時，遠方學子對老師們的培育更加心存感激，由此而引發了繼續探究的興致與收獲碩果的預期，因我依然銘記並深信老師的教誨：隻要辛勤耕耘，就會有更多收獲。於是，在輻射強而少氧的自然環境下，在“騷亂”加“動亂”的氛圍裏，在人情世故及族群喧鬧間，在對遠方親人師友的思念中，在一絲不苟地講授《教育學》之餘，未敢懈怠，常能捧書研讀，拒搓麻將，偶練棋牌之藝，罕遊山川，數入林卡宮寺，兩年內居然未曾走出拉薩市域。
帶著對雪域高原的眷戀，滿懷對高深學問的憧憬，如願師從潘伯庚教授和陸有銓教授攻讀教育哲學方向碩士研究生。教育哲學研究的起步，得益於兩位先生啟蒙和引領。根據兩位先生達成的培養意向，我偏重於研究中國傳統教育哲學。潘先生為我單獨開設“中國古代教育哲學”課，授課就在先生家中。當時尚無現成教材，先生為我分階段同步講授《中國教育史》和《中國哲學史》。授完先秦階段，潘先生讓我選取某位人物或某個問題作一份作業。酌量再三，擬選作孔子教育哲學。先生盡管樂於老莊之道，但仍予同意。孔子的教育思想並非雜亂無章，而是“吾道一以貫之”。那麼這個“一貫之道”究竟為何物？幾經切磋，幾番琢磨，確認孔子的“一貫之道”，一言以蔽之，曰“中道”而已。經過一番苦研讀梳理，終於撰成《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學思想初探》一文。1990年7月全國教育哲學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在江南大學舉辦，我攜論文隨兩位先生參加年會，並做大會發言，在刁培萼教授主持之下，“中庸”成為會上會下熱議的話題。論文主體部分發表於《山東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今年2月，當我好不容易翻出發表前的文稿時，發現潘先生當年留下的筆跡。如今看來，盡管文中所論不甚完善，但實為後來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之雛形，故願收入並列為第一編“中庸之道與中和位育”之首篇。
自《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學思想初探》發表後，對“中庸”的興致與探求，便一發而不可收。何謂“孔孟之道”？簡言之：“中道”是也。“乃所願則學孔子”的孟子，必然傳承其中庸之道。於是，再作《孟子的中道教育觀及其價值》。“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有許多珍貴品”，而且一脈相傳，於是續作《孫中山中庸教育哲學思想探析》。“中庸之道”不專屬儒家，諸子百家多有言及；也不隻是中華民族獨特智慧，作為異域、異質文化的印度和古希臘，幾乎在同一時期不約而同地提出同一概念，古希臘中道理論集大成者則為亞裏士多德。於是，又試作《孔子與亞裏士多德中庸教育思想之比較》，力圖開掘出東西方“中庸”思想寶庫所蘊藏的具有普遍價值的真理因子，從而使這一古老的範疇重新被整合在教育哲學體係之中。有這幾篇論文作基礎，碩士論文《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學探微》撰寫就不會限於孔子本身，而是兼顧源流關係，並由橫向對比中考釋利弊得失，直至完成碩士論文仍感言猶未盡，並執意尋找機會再“品”“中庸”之“味”。
經曆山東師大教育係一年的《教育概論》教學後，於1993年來到仰慕已久的黃濟教授身邊，繼續攻讀教育哲學方向博士學位。報到後首次談論的主題，便是學位論文選題之事。我小心翼翼地端出續品“中道”之意，國學造詣高深的黃先生欣然同意。先生為我提出讀書建議，以拓寬知識視野；還為眾弟子親授古代教育哲學課程。每受教誨，時有所悟，所享之益，無以盡敘。俗語道：“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學校、教育係和導師更多提供的是“京師”優厚的“大師”資源、獨特的研究平台、寬鬆的學術氛圍。在所聽取的名家報告中，直接受益的是湯一介先生關於“普遍和諧”的闡釋，陳鼓應先生關於“道家主幹”的報告是站著聽下來的，張世英先生的報告加深了我對“哲學傳統與現在”的理解，劉述先先生的報告是騎自行車趕往中央民族大學聆聽的，主持報告的牟鍾鑒教授稱其頗有“傲氣”且有“傲骨”。偶爾參與過孫希亭和成有信教授發起並組織的“博士論壇”，感受自由探究的學術氛圍。博士論文《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學思想探微》從開題到答辯，還得益於汪永銓、王策三、王炳照、郭齊家、成有信、靳希斌、崔相錄、王光宇諸先生的指導。寫作過程中，還相機獲取華東師大瞿保奎教授、香港大學何佩雄教授、台灣淡江大學王甦教授的指教與鼓勵，頗受教益。博士論文於2004年冠以《孔子的中庸教育哲學》之名出版。收入第一編“中庸之道與中和位育”的論文，除了參加2010年6月海峽兩岸儒學交流研討會所形成的《孟子人格尊嚴論及其教育價值》等論文，主要是自山東師大到北京師大8年間形成的相關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