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書籍
關於什麼是書籍，在現代人的思緒裏幾乎都有清晰的概念，似乎不存在什麼問題。但要是較起真兒來，這“書籍”一詞的形成與演變，還真需要作個簡單的交代。
“書籍”在古代亦稱為“典籍”、“載籍”。《春秋左傳注疏》卷七十四《昭公十五年》謂“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孔穎達《正義》解釋說“高祖”指高遠之祖，九世孫伯黶為晉之正卿，掌典籍有功，是為大政，故曰籍氏。後世將典冊書籍統稱為典籍，蓋緣於此。《孟子·告子下》說：“諸侯之地方百裏，不百裏，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東漢趙岐給這句話作注，說是典籍者“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也就是登錄有關法度方麵的書冊典籍。西漢孔安國古文《尚書·序》則說：“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這裏的“典籍”與“書籍”顯然是同一個意思了。
《史記·伯夷列傳》說：“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後漢書·班固傳》說班固“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這裏的“載籍”顯然也是“書籍”的同義語。但“書籍”二字連讀發展為一個詞，其起源似乎比“典籍”、“載籍”還要更晚一些。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相傳黃帝時有位史官叫倉頡，他最初創造了文字。而這文字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依類象形，叫作文；一類是形聲相益，叫作字。將文字著附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就叫作書。可見古人關於書的概念，是指書寫。書寫之義進一步演化，就成了凡有文字者即都可稱為書，因為上麵書寫有文字。
關於“籍”，《玉篇》一書引用孔安國古文《尚書·序》的疏文，說“籍”是借的意思，即借用竹簡以文字記錄政事，帶有登錄、記載的意義，所以叫作籍。這和“書”的概念沒有多大區別，所以後人便將兩字相疊，形成了“書籍”這個名詞。
《後漢書》記載東漢時馬融於永初四年（公元110年）當上了校書郎，奉命在東觀典校秘書。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寫了一篇《廣成頌》。他在這篇頌文的小序裏，自己謙稱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這大概是關於“書籍”一詞較為明確的記載。
《三國誌·魏誌·王粲傳》記載蔡文姬的父親蔡邕（yōnɡ），是東漢末年著名的文學家，深受朝廷敬重。他家經常是車馬盈門，高朋滿座。一次他正在歡宴賓客，忽然聽說王粲已來到門外，慌得他倒穿著鞋就出來迎接。等接進門來之後，眾人一看，不過是一位矮小瘦弱的年幼書生，都感到驚奇。蔡邕看透了眾人的心思，就對大家說，王粲是名門之後，有特殊的才學，我不如他，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當讓給他，以示自己甘拜下風。這大概是“書籍”一詞更為明確的記載。可見東漢後期“書籍”一詞的概念，已和現在差不多了。比起前邊所說的“凡有文字者都可稱為書籍”的時代，顯然是大大地前進了。因此，關於“書籍”的概念應該有兩個：一個是文字記錄性質的檔案材料，可以叫作初期書籍；一個是以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述思想、宣揚主張等為目的，經過編製或創作，用文字書寫、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這可以叫作正規書籍。這說明，書籍有其自身發展的曆史，書籍的概念也有個演變的過程。
二、書籍史的主要內容
談到書籍，人們通常想到的多是現代書籍的內外形象，頂多還能想到古籍線裝或古籍包背裝的內外形象，再久遠的書籍就難以想象了。其實現代人們通常所能想象的書籍，還是正規書籍的概念。殊不知正規書籍的出現，不但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到很晚以後的事情，也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期很晚以後的事情。早期的文字記錄，例如甲骨文、青銅器銘文、石刻文字等，雖然算不上正規書籍，但它們卻為正規書籍的產生作了各方麵的準備，或者說它們就是中國初期書籍的特定形態，或者說它們就是中國書籍的初期形態。因此，中國古代書籍史自然就分成了兩個階段，一個是初期書籍階段，一個是正規書籍階段。書籍史的任務，就是要追尋這兩大階段中書籍發展的軌跡，揭示它們的演變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