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的幼兒教育家陳鶴琴，早年畢業於清華學堂，1914年，陳鶴琴考取了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學醫，是當時許多留學生的誌願。因為一則利國利民，二則學成後就業容易。陳鶴琴最初也是這個誌願。但是在橫渡太平洋的郵輪上，陳鶴琴的思想上卻展開了鬥爭：“究竟我的誌向是什麼？是為個人的生活嗎？決不！是為一家人生活嗎？也決不！我的誌向是‘為人類服務，為國家盡瘁’……醫生是醫病的，我是醫人的。我喜歡兒童，兒童也喜歡我。我還是學教育，回去教他們的好。”滿懷救國熱望的陳鶴琴，經過反複思考，終於打定主意，放棄學醫，獻身於苦難祖國的教育事業。
陳鶴琴對學生關懷備至，勝過自己的兒女。有一個同學父親去世，家庭經濟困難，眼看就要失學。陳鶴琴設法把她母親接來，安排在圖書館工作，使這個學生能夠讀下去。還有一個學生的祖父強迫她嫁給姐夫當填房，並以斷絕經濟支持相要挾。陳鶴琴給那個學生的家鄉的地方長官寫了封信，請他秉公處理，保護學生的正當權益。那位地方長官很敬佩陳鶴琴，責令那個學生的祖父按時供應她必需的錢糧，並尊重她婚姻自主。後來，那位地方長官放棄官職俸祿，慕名而來，到陳鶴琴的幼師任教。
1951年8月，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師範教育會議，陳鶴琴作為特邀代表參加會議。在會議閉幕宴會上，他被代表們推舉出來講幾句話。他說：“我今年60歲。假如有人問我：”你來生願意幹什麼？‘我說：“我還願意做教師’。要問：”為什麼？‘我說：“因為我太喜歡孩子’。”
二、最後一個過河
我國人民教育家、延安大學校長李敷仁，很強調“為人師表”、“以身作則”。1947年8月16日，李敷仁帶領延安大學師生住在黃河岸邊的木頭峪。這時，蔣胡（指胡宗南）的軍隊從三麵開來，上級命令沿大河向東轉移。但當時木頭峪渡口渡船很少，人員、物資和牲口聚集很多，敵軍迫近，師生情緒緊張，爭著搶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張，命令高中部和教育班先渡河，然後又組織其他師生住宿等待。有人關切地讓他先上船，他說：“我要最後過河，我要看著把每個學生送過河去，我才上船！”第二天，李敷仁帶領其餘師生，沿河北上，到譚家坪才乘船過了黃河。
三、倫理教授重言更重行
楊昌濟字華生，後改名懷中。湖南長沙板倉人，是近代知名的學者和教育家。他是戊戌變法的積極參與者，湖南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晚年任北京大學“倫理學”和“倫理學史”教授。他以高尚的道德修養，刻苦學習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培養和影響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群有為的青年。
1909年，楊昌濟在英國學習。他十分注意研究英國人民的生活風貌，並從中肯定那些值得學習和借鑒的東西。大至言論自由、通信自由，小至不說謊、不隨地吐痰、不隨便借錢和用別人的錢，等等，他都一一注意觀察，加以肯定。他十分讚賞“西洋人於小事亦分明有界限”的習慣，如寄信時，向別人借了郵票一定要給錢；幾個人同坐公共汽車，進餐館，一人付了款，其他人也要把錢湊足交他。楊昌濟說，中國人就是不一樣，認為這麼一點錢不值得還，如果還了，就是輕視出錢者；有時候即使真還錢，受錢者也往往佯推故遜，或偽為發怒，實際上心裏並不是真不要。他認為這樣做很不好，容易導致偽善。後來楊昌濟回國後曾認真實行這種“銀錢上權限分明主義”。他在長沙經常要過江授課，有時同舟學生代他交了船錢，他事後一定把船錢還給學生。
楊昌濟是一個治學嚴謹，而且道德高尚的人，他堅信他的倫理學，努力向學生灌輸一種公正、道德、正義、有益於社會和人類的準則。1912年他從倫敦留學回國，正巧，當時湖南都督譚延？正在羅致人才。聽說楊昌濟素有聲望，就想請他擔任省公署的教育司長，他婉言謝絕了。他不願意去逢迎官場的卑鄙肮髒，卻選擇了被人冷落的師範學校教員的職務，而且自題了這樣一副對聯以明誌：“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拄長天。”
四、與學生一起戒煙
我國著名教育家張伯苓，1919年之後相繼創辦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他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文明禮貌教育，並且身體力行，為人師表。一次，他發現有個學生手指被煙熏黃了，便嚴肅地勸告那個學生：“煙對身體有害，要戒掉它。”沒想到那個學生有點不服氣，俏皮地說：“那您吸煙就對身體沒有害處嗎？”張伯苓對於學生的責難，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喚工友將自己所有的呂宋煙全部取來，當眾銷毀，還折斷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愛的煙袋杆，誠懇地說：“從此以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煙。”果然，打那以後，他再也不吸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