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恭三（鄧先生之字）已經很有些年頭了。因為同是山東老鄉，我們本應該在20年代前期就在濟南認識的。但因他長我4歲，中學又不在一個學校，所以在那裏竟交臂失之，一直到了30年代前期才在北京相識，仍然沒有多少來往。緊接著，我又遠適異域，彼此不相聞者十餘年。1946年，我從歐洲回國，來北大任教。當時恭三是胡適之校長的秘書。我每每到沙灘舊北大孑民堂前院東屋校長辦公室去找胡先生，當然都會見到恭三，從此便有了比較多的來往，成了算是能夠知心的朋友了。
恭三是曆史學家，專門治宋史，卓有建樹，騰譽國內外士林，為此道權威。先師陳寅恪先生有一個頗為獨特的見解。他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而“複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著寫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曆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鄧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學力。“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恭三就屬於這僅有的“幾人”之列。對於《宋史職官誌考證》一書，陳先生的評價是：“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這是極高的評價。熟悉陳先生之為人者，都知道，陳先生從不輕易月旦人物，對學人也從未給予廉價的讚美之詞。他對恭三的學術評價，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
近些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國內大學及科研機構中，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者，大都有後繼乏人之慨歎。實際情況也確實是這樣，確實值得人們擔憂。阻止或延緩這種危機的辦法，目前還沒有見到。有個別據要津者，本應亡羊補牢，但也遲遲不見行動，徒托空言，無濟於事。這絕非杞人憂天的想法，而是迫在眉睫的災難。我輩這一批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雖然知之甚急，憂之極切，也隻能“驚呼熱中腸”而已。
在這樣的危機中，宋史研究當然也不會例外。但是，恭三是有福的。
他的最小的女兒鄧小南，女承父業，接過了恭三研究宋史的衣缽，走上了研究宋史的道路，雖然年紀還輕，卻已發表了一些頗見水平的論文，嶄露頭角，將來大成可期。恭三不出家門，就已後繼有人，他可以含笑於九泉之下或九天之上了。我也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興。
恭三離開我們時，已經達到九十歲高齡。在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我還想不起，哪一個學者曾活到這般年紀。但是，從他的身體狀態，特別是心理狀態上來看，他本來是還能活下去的。他雖身患絕症——他自己並不知道——但在病床上還講到要回家來寫他的《嶽飛傳》。我們也都希望，他真能夠“豈止於米，相期以茶”。即使達不到一百零八歲的茶壽，但是九十九歲的白壽，或者一百歲的期頤，努一把力，還是有希望的。可是死生之事大矣，是不能由我們自己來決定的。我們含恨同他告別了。
回憶我們長達半個世紀的交誼，讓我時有淒涼寂寞之感。新中國成立前在沙灘時，我們時常在一起閑聊，上天下地，無所不聊，但是聊得最熱烈的卻是胡校長競選國民黨的國大代表和傳說蔣介石放出風來有意推胡為“總統”的事。我們當時政治覺悟都不夠高，但是，以我們那種很低的水平，也能夠知道蔣介石之心是路人皆知。可笑或可悲的是，聰明如胡先生者竟頗有相信之意。我們共同的結論是，胡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的，是一個書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