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
我於1917年陰曆年時分從老家山東清平（現劃歸臨清市）到了濟南，投靠叔父。大概就在這一年，念了幾個月的私塾，地點在曹家巷。第二年，就上了一師附小，地點在南城門內升官街西頭。所謂“升官街”，與升官發財毫無關係。“官”是“棺”的同音字，這一條街上棺材鋪林立，大家忌諱這個“棺”字，所以改謂升官街，禮也。
附小好像是沒有校長，由一師校長兼任。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士棟，字祝晨，綽號“王大牛”。他是山東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民國一創建，他就是活躍的積極分子，擔任過教育界的什麼高官，同鞠思敏先生等同為山東教育界的元老，在學界享有盛譽。當時，一師和一中並稱，都是山東省立重要的學校，因此，一師校長也是一個重要的職位。在一個七八歲的小學生眼中，校長宛如在九天之上，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命運真正會捉弄人，在16年以後，在1934年，我在清華大學畢業後到山東省立濟南高中來教書，王祝晨老師也在這裏教曆史，我們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在王老師方麵，在一師附小時，他根本不會知道我這樣一個小學生，他對此事，絕不會有什麼感觸。而在我呢，情況卻迥然不同，一方麵我對他執弟子禮甚恭，一方麵又是同事，心裏直樂。
我大概在一師附小隻待了一年多，不到兩年，因為在我的記憶中換過一次教室，足見我在那裏升過一次級。至於教學的情況，老師的情況，則一概記不起來了。唯一殘留在記憶中的一件小事，就是認識了一個“盔”字，也並不是在國文課堂上，而是在手工課堂上。老師教我們用紙折疊東西，其中有一個頭盔，知道我們不會寫這個字，所以用粉筆寫在黑板上。
這事情發生在一間大而長的教室中，室中光線不好，有點暗淡，學生人數不少，教員寫完了這個字以後，回頭看學生，戴著近視眼鏡的臉上，有一絲笑容。
李老師
我從一師附小轉學出來，轉到了新育小學，時間是在1920年，我9歲。
我們的班主任是李老師。我從來就不關心他叫什麼名字，小學生對老師的名字是不會認真去記的。他大概有四十多歲，在一個9歲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個老人了。他人非常誠懇忠厚，樸實無華，從來沒有訓斥過學生，說話總是和顏悅色，讓人感到親切。他是我一生最難忘的老師之一。當時的小學教員，大概都是教多門課程的，什麼國文、數學（當時好像是叫算術）、曆史、地理等課程都一鍋煮了。因為程度極淺，用不著有多麼大的學問。一想到李老師，就想起了兩件事。一件是，某一年初春的一天，大圓池旁的春草剛剛長齊，天上下著小雨，“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麵不寒楊柳風”。李老師帶著我們全班到大圓池附近去種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種，無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類。順便說一句，當時西紅柿還沒有傳入濟南，北京如何，我不知道。於時碧草如茵，嫩柳鵝黃，一片綠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我們蹦蹦跳跳，快樂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鴨，是我一生三萬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來還興奮不已。另一件事是，李老師輔導我們的英文。認識英文字母，他有妙法。他說，英文字母f就像一隻大馬蜂，兩頭長，中間腰細。這個比喻，我至今不忘。我不記得，課堂上的英文是怎樣教的，但既然李老師輔導我們，則必然有這樣一堂課無疑……
珠算老師
新育小學的另一位教員是教珠算（打算盤）的，好像是姓孫，名字當然不知道了。此人臉盤長得像知了，知了在濟南叫Shao-qian，就是蟬，因此學生們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Shao-qian。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怎樣寫。此人好像是一個“迫害狂”，一個“法西斯分子”，對學生從來沒有笑臉。打算盤本來是一個技術活，原理並不複雜，隻要稍加講解，就足夠了，至於準確純熟的問題，在運用中就可以解決。可是這一位Shao qian公，對初學的小孩子製定出了極殘酷不合理的規定：打錯一個數，打一板子。在算盤上差一行，就差十個數，結果就是十板子。上一堂課下來，每個人幾乎都得挨板子。如果錯到幾十個到一百個數，那板子不知打多久才能打完。有時老師打累了，才板下開恩。那時候體罰被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八九十來歲的孩子到哪裏來告狀呀！而且“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還沒有出來。小學生被趕到窮途末路，起來造了一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