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灸我國古代獨特的醫療方法。其前身為砭石療法，起源於新石器時代。砭石醫療範圍廣泛，有用於熱熨、按摩、叩擊及切割瘡癰的各種砭石，形狀各異。湖南華陽長崗廟、湖南益陽鹿角山等新石器時代遺址，湖南石門和河南鄭州商代遺址，江西上高縣戰國墓，明正統針灸銅人
皆曾出土醫用砭石。河北滿城出土的西漢針灸用的金針，是我國最早發現的金屬針實物。先秦及漢代醫學古籍中有用針灸醫治疾病的記載，春秋時名醫扁鵲即精通針灸術。針灸是依靠針刺或艾灸刺激人體一定部位，以調整人體機能達到治療目的的療法。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古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及《五十二病方》中所載人體經脈名稱，皆以針灸該脈時所出現的感覺傳導主要路線命名，為經脈學說的雛形。晉代，皇甫謐研究針灸學，著《針灸甲乙經》一書，總結了我國三世紀前以前針灸學的成就，共厘定六百五十四個經穴。唐代，國家醫學研究機關太醫署專門設立“針博士一人、針助教一人、針師十人、針工二十人、針生二十人，針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沉澀滑之候，又以九針為補瀉之法。”（《舊唐書·職官誌三》）名醫孫思邈和王燾並繪製大型彩色針灸掛圖，以不同顏色標出人體周身的十二經脈和奇經八脈，將圖列入國家醫學教材。至北宋天聖五年（1027），醫學家王惟一受命鑄針灸穴位銅人模型兩具，結構巧妙，並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共記三百五十四個穴名，六百五十七穴，不僅刊刻頒行，而且刻石保存，對宋代針灸學作出重大貢獻。此外名著尚有許希《神應針經要訣》、王執中《針灸資生經》、聞人耆年《備急灸法》。此後，明、清太醫院及民間皆曾製造針灸銅人，明正統（1436—1449）間所造銅人，為八國聯軍中帝俄軍隊劫去，今存放於列寧格勒博物館。曆代醫學家創造了多種多樣的針刺方法和灸療方法，如火針、溫針、梅花針、藥餅灸法、燈火燋法、雷火針、太乙針等。513年及550年，先後由醫生楊爾與知聰，去日本講授醫學及攜去大批中國醫籍與針灸圖。552年，梁簡文帝贈日本《針經》一部。朝鮮古代的新羅、百濟、高麗等國，根據唐代科舉製度，規定學習科目，包括醫學在內。1136年高麗正式規定中國古醫書《針經》、《黃帝明堂經》、《針灸甲乙經》為學習針灸醫學的必修課程。宋、元以後，針灸學被介紹傳播到非洲、歐洲，英、法、德、荷、奧等國開始將針灸應用於臨床和研究，同時並翻譯部分中醫針灸著作。我國針灸療法不僅是中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同時也為人類保健和醫藥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
房中醫學我國古代醫學的一個分支。即有關性醫學、性保健的論述與研究。也稱房中術。先秦以前，思想家即普遍認識到性欲為人的本性。其中，儒家特別重視婚姻之道，但由於其適應父權製宗法社會的傾向，所注意的僅是倫理關係，對男女性生活的生理、心理甚少研究；與之相反，道家哲學帶有濃厚的母權製色彩，其中的部分人為追求長生不老，肉體不朽，熱衷於各種煉丹術與性實驗，崇拜婦女，對房中醫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至兩漢時期，仍有較大發展，據《漢書·藝文誌》記載，當時屬於“房中”的著作有《容成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舜陰道》、《湯盤庚陰道》、《天老雜子陰道》、《天一陰道》、《黃帝三王養陽方》、《三家內房有子方》，共八種一百八十六卷。所謂“陰道”，即“接陰之道”，意謂性生活的原理與法則，其書皆假托古代聖賢君王，以講述其醫理。今已全部失傳。但長沙馬王堆出土的竹簡中，保存有《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等房中醫學專書。此外，帛書《養生方》、《雜療方》中亦有談論性保健的內容。它們成書當在先秦至漢初，是迄今我國發現最早的房中醫學文獻。《十問》論述服食滋陰之品、交接而不瀉精、氣功導引、節製房事；《合陰陽》論兩性交合方法；《天下至道談》論房室損益；《養生方》與《雜療方》中論述男女性器官與性功能及胎教，皆有相當精辟之處。此後，《內經》於人的生長發育與生殖作了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學者葛洪的《抱樸子》中收載了《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容成經》、《六陰玉女經》等房中書的目錄，並對房中養生加以論述。隋、唐時期，《隋書·經籍誌》載錄房中書十一種三十四卷、《雜嫁娶房內圖術》四卷，對房中醫學最有研究的為大醫學家孫思邈，其《備急千金要方》中有《房中補益》一篇。此外，公元982年日本丹波康賴氏所編《醫心方》，其卷二十八《房內》一章，輯錄有我國唐代以前的許多房中專書的論述，如《玉房秘訣》、《素女經》、《玄女經》、《玉房指要》、《洞玄子》、《產經》、《大清經》，共收載專論三十篇，內容十分豐富，是研究我國古代房中醫學的重要文獻。兩宋以後，理學盛行，房中醫學受到束縛，無明顯發展，《五代史》、《宋史》以下，皆不收載房中著作。討論房中醫學的有道教書《雲笈七籤》、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元朱震亨《格致餘論》、李鵬飛《三元延壽參讚書》、明萬全《萬氏家傳養生四要》、明徐春甫《古今醫統》、張介賓《景嶽全書》、高濂《遵生八箋》、清汪昂《勿藥元詮》、沈嘉樹《養病庸言》等著作。中國古代的房中醫學，唐以前多為專著，宋以後受到壓抑，主要在綜合性醫著或養生著作中，繼續研討。其精華部分，包含豐富的科學內容，在性生理學、性心理學、優生學、養生保健等方麵，至今仍能給人以多方麵的有益啟示，並在世界性醫學史上占有光榮的地位。
種痘法我國古代對天花的預防方法。免疫的思想概念起於曆史上“以毒攻毒”的治病方法。公元4世紀初，晉代葛洪《肘後方》中有用狂犬的腦敷貼在被狂犬咬傷者傷口，以防治狂犬病的記載，可看作預防接種免疫病苗的先驅。公元1世紀時，天花病由戰爭俘虜傳入我國，稱為“虜瘡”。後世醫籍中又稱天行斑瘡、豌豆瘡、登豆瘡、皰瘡、豆瘡、斑豆瘡、麩豆瘡、天行豆瘡、斑瘡等。此病凶險，死亡率高，具傳染性，幸存者多變為麻麵，一直缺少有效的治療與預防方法。明、清時，交通發達，人口流動量大，天花流行為害猖獗。傳說，清順治帝福臨即因天花而死。史料記載，我國種痘法發明於16世紀下半葉，其法有四種：痘衣法、痘漿法、旱苗法、水苗法。痘衣法，是以患者染痘漿的襯衣，給小兒穿著，使其感染，發生輕微病症，達到終身免疫的效果。痘漿法是用棉花蘸染痘瘡漿，塞入接種者鼻孔，使其感染，旱苗法是將患者痘痂陰幹研細，以銀管吹入接種者鼻孔，水苗法是將痘痂研細用水調勻，用棉花蘸上塞入接種者鼻孔。其中，以水苗法較先進。最初，從患者直接取得痘痂應用，稱為“時苗”，感染後危險性較大，後改用經過人體多次連續接種的痘痂作疫苗，稱為“熟苗”，毒性減退，使用安全。所收取痘痂要求光圓紅潤，包好裝入瓷瓶，以備應用。其培育方法與20世紀初製成的“卡介苗”的定向減毒選育，毒性汰盡，抗原性獨存的原理相一致。種痘法初行於明隆慶間的寧國府太縣（今安徽太平縣），其後，明末喻昌《寓意草》、清初董含《三岡識略》、張琰《種痘新書》、張璐《醫通》諸書，記載種痘法在17世紀已推廣到全國大多數地區，張琰謂“種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死亡率和危險性僅千分之三左右。人痘接種法於清初傳到國外，1688年，俄國派醫生來北京學習接種方法，以後由俄國傳至土耳其，1717年以後由英國駐土大使夫人傳至英國，盛行後再傳到歐洲各國及印度。日本等國則由我國直接傳至。直至1805年，英國醫生琴納於1796年試驗成功的牛痘接種法傳入我國以前，人痘接種法有效地保衛了我國兒童和成人的健康。1805年以後，我國逐漸采用比人痘更為安全的牛痘。用種痘法預防傳染病天花是我國醫學在免疫法應用的突出成就，是我國對世界醫學的一大貢獻。
印染我國古代用顏料染色，起源於舊石器時代，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發現，距今一萬八千年前的山頂洞人，已用赤鐵礦粉塗染裝飾品。寶雞北首嶺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距今六千多年）的墓葬中，出土有紫色與紅色顏料，有的已製成錠狀。《周禮·天官》記載，“染人掌染絲帛”，為專管染織物的官吏，染色的步驟則有煮、曝、染等。古代所用染料有礦物染料（石染）和植物染料（草染）。礦物染料有染紅的赤鐵礦和朱砂，染黃的石黃，染綠的石綠，染白的絹雲母等。植物染料有染藍的藍草，染紅的茜草、紅花、蘇枋木，染黃的梔子、槐樹花、藎草、黃檗樹、柘木、櫨木，染紫的紫草，染褐的桑樹皮，染淡黃的冬青葉、櫟樹、五倍子（加入鐵鹽，此三樣可呈黑色），等等。戰國時成書的《周禮·考工記》記載有將織物或紗線利用陽光曝曬達到漂白的“暴練”技術。《史記·淮陰侯列傳》中同情落魄的韓信，施以飯食的“漂母”，即是專門從事織物漂白的婦女。《貨殖列傳》記載當時栽種千畝卮（梔子）、茜草以為染料的地主，收入可與千戶侯等。周代至漢代已懂得用一種染料套染和用不同的染料套染，以形成深淺不同的各種色調。《詩經》中提到麻織和毛織物的顏色已是五光十色，至西漢時期，色譜大大豐富，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紡織品色物。隋唐時期，染色工藝大發展，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刺繡品，其底色就有大紅、正黃、葉綠、翠藍、寶藍、湖藍、絳紫、藕荷、古銅等。至明代，色譜更趨精細，據《天工開物》，僅染紅色就有蓮紅、桃紅、銀紅、水紅、木紅，染黃色有赭黃、鵝黃、金黃等，表明當時在選用染料及掌握染色技術上，已十分成熟。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凸版印花技術得到發展，西漢時達到較高水平，馬王堆西漢出土文物中，印花敷彩紗和金銀色印花紗，即為凸版印花與手工彩繪技術相結合的產品。至隋唐時，凸版印花絲織品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域。科技史界或認為，隋唐木版印花技術對宋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有一定影響。明清時仍盛行凸版印花，當時以杭州所雕花版圖樣最新最好。公元五六世紀時，此項技術傳至日本，14世紀傳至歐洲意大利，至17世紀西歐各國才普遍掌握凸版印花。凸版印花是今天滾筒凹紋印花的前身。鏤空版印花法秦漢時已有，稱為“夾纈”，至北魏、隋、唐，成為大規模生產，至宋代已專門化。其產品不僅用於宮廷婦女穿著，唐、宋時的軍服，也曾采用夾纈印花的衣料。其法隋唐時傳至日本，宋以後傳到西歐。鏤空版印花版也從木質、紙質一直發展到現在的篩網版。蠟染、鹼劑防染法、絞纈染，也是我國勞動人民發明的獨特的印花技術。最遲在秦、漢時期，西南兄弟民族已掌握蠟染，當時所染藍白花紋的布稱“闌幹斑布”，傳到中原後，晉代時已能染出十種彩色，至今猶為我國特色產品，暢銷國內外。鹼劑防染法、絞纈法均產生於古代，唐代鹼劑防染法所印花絹十分美觀，宋代所印布稱“藥斑布”，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式，主要用作帳幔，其法今某些地區仍在使用。絞纈自東晉至唐，產品花色繁多，唐代婦女尤喜穿著，北宋時也甚為流行，元明時繼續發展。後更為先進的拔染技術即從絞纈染發展而來。
金丹術亦稱煉丹術、煉金術、點金術等。中國古代的一種方術。可分為煉金和煉丹兩部分，煉金即製造金銀等貴金屬，煉丹是製造使人長生不老的仙丹。古代金丹家相信，丹製成後，也能點化別種物質成金銀，以此金銀製成飲食之器，也能使人長生不死。金丹術萌芽於秦始皇時。漢代，武帝熱衷於神仙、長生之術，曾令方士李少君等以丹砂及別種藥劑試煉黃金，見載於司馬遷《史記》。同一時代，淮南王劉安也信方術，其命人所編撰的《淮南子》及《淮南萬畢術》中提到煉金丹用的汞（水銀）、鉛、丹砂、曾青（銅礦之一）、雄黃（砷的硫化物）等藥物，以及一些化學變化。東漢末，道教興起，企求成仙，此後煉金煉丹成為道教修煉的重要內容。東漢末魏伯陽所著《周易參同契》（公元2世紀初），是世界上現存煉金煉丹書中最古的專著，比歐洲希臘文抄本公元10世紀的《聖馬克書稿》約早數百年。《周易參同契》所提到的化學物品有汞、硫、鉛、丹砂、膽鞏、雲母、氧化銨、銅、金等。至晉代，天師道學者葛洪著《抱樸子》，其內篇專論神仙及金丹術，涉及到的藥品大為增加。梁代，陶弘景也從事煉金丹。唐、宋兩代，金丹術最盛，煉金丹著名的有孫思邈、孟詵、陳少微、張果、獨孤滔，以及吳悮、白玉蟾等，多有著作流傳於世。由晉至唐，因服丹藥致病致死者，有晉代賈後、皇甫謐、魏道武帝、唐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李道古、李抱真等。清雍正帝，傳說亦因服金丹致死。煉金煉丹術的工作雖未製造出仙丹與黃金，但其重要的貢獻在於：（1）通過大量的試驗，對物質和物質間的變化規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如對化合與分解，氧化與還原，化學反應的可逆性等。（2）某些具體的發明與創造。如梁陶弘景為發明膽水煉銅法奠定基礎；漢代即能從丹砂中提取汞（水銀），並用金、銀、錫、鉛等與水銀製成汞合金，以鉛汞合金用為製鏡的拋光劑；晉代時，已找到能化學溶黃金成液體的“金液方”；製成化學藥物，用於醫療，《本草綱目》中記載二百七十種無機藥物的化學性質以及蒸餾、升華、重結晶、沉澱等技術，其法皆來自金丹術；唐至德年間，馬和的《平龍認》一書，已提出空氣和水中有陰氣（氧氣）存在以及製備陰氣（氧氣）的方法；至遲在公元7世紀，我國煉丹家就發明了火藥。無疑，煉金丹術促進了藥物學的發展，並為火藥的用於軍事提供了基礎。（3）煉金丹術在唐、宋時西傳至阿拉伯，經發展後傳至西歐，歐洲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發展成為科學的化學。因而，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中國煉金丹術是“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造紙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我國商代，文字刻寫於龜骨、獸骨之上，此外青銅器上亦刻鑄有記事銘文。後因文化發展需要，又將文字刻寫在竹木簡上，以繩索串連成“冊”，由於體積大而且重，到秦漢時期，開始用縑帛書寫。縑帛昂貴，文化傳播受到限製。西漢時，開始出現麻質纖維做成的麻紙，1933年新疆羅布淖爾古烽燧遺址中首次出土西漢宣帝黃龍元年（前49）時的麻紙，古代造紙工藝流程
1973—1974年在甘肅居延的西漢肩水金關故址出土不晚於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及哀帝建平元年（前6）的麻紙。此後，1978年12月於陝西扶風縣太白公社中顏村西漢窖藏中，也掘出不晚於西漢宣帝時的麻紙。此外，新疆、甘肅、內蒙等地出土的東漢紙，也為麻紙。足證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世紀，即西漢初至東漢初，已采用麻等織物纖維製造作書寫等用途的紙。經造紙史研究家潘吉星鑒定舊時謂最初的紙由蠶絲纖維構成，乃是誤傳，漢代至清以及歐、亞國家所傳古紙，全為植物纖維紙，而無一絲質纖維紙。古人所說高麗紙“以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原料實為桑皮。至東漢初建武元年（25），光武帝“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輛”（漢應劭《風俗通》），建初元年（79），漢章帝令博士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賜給“簡、紙經傳各一通。”可見在東漢初早已用麻質紙張抄寫儒家經典，以為書籍。至漢和帝永元（89—105）間，已有產紙之地每年向朝廷供獻紙的製度。後漢末，專門管理禦用紙筆的官員為少府守官令。蔡倫為和帝時宦官，總結前人造紙經驗，用植物纖維並利用廢料麻頭、破麻布等作原料造成麻紙，其質細軟，厚薄均勻，造價較廉，用其法所造之紙稱“蔡侯紙”。此後，東漢末左伯所造紙更為白潔細膩，與張芝所製的筆、韋誕所製的墨，同為名貴的書寫材料和工具。東漢造紙技術的改進，使紙能在全國推廣普及，大大促進了我國文化的傳播，晉代桓玄曾下令用紙代替竹木簡，運用行政的力量推廣用紙。唐代以下，由於雕板印刷的發明及書法繪畫的發展，進一步與造紙技術互相促進，造紙業盛況空前，已能因地製宜，用多種原料在全國各地生產不同種類的專用紙和加工紙，產量與質量都大有提高。唐宋時，今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都是著名造紙產地，廣東、福建、陝西、山西、山東也有著名品種。造紙技術還傳入了新疆、西藏和雲南。公元384年，東晉時僧人摩羅難陀將造紙術帶到百濟（朝鮮古國名）。公元610年，朝鮮僧人曇征將造紙術傳入日本。西晉以前，我國紙張傳入越南，不久，越南掌握了造紙術。唐代，中國僧人將紙張帶到印度抄寫佛經，至7世紀末以後，印度學會造紙，11世紀末才普遍使用。3世紀以後，紙張通過“絲綢之路”西傳至阿拉伯。8世紀前後，阿拉伯地區因戰爭俘虜唐代造紙工匠而學會造紙。12世紀初，紙與造紙術從埃及傳到西班牙，此後經過五個世紀，歐洲各國才先後設廠造紙。紙的發明及其生產技術的傳播，對促進科學發展，加強各國和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造紙術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偉大貢獻之一。
指南針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春秋戰國時期，我國人民在冶煉金屬的實踐中，發現磁石和它能吸鐵及指示方向的性能。當時用天然磁石作為尋礦的指示標誌。《管子·地數》篇謂“上有慈（磁）石者下有銅、金。”慈石，指磁鐵礦。《呂氏春秋》中有“慈石引鐵”的記載。《韓非子·有度》指出迷失方向時，應“立司南以端”。“司南”即指示南方的簡單裝置。通稱“指南針”。最初用天然磁石琢成，形狀像勺，底圓，可在平滑的地盤上自由轉動，靜止時，勺柄即指向南方。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謂：“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地，指漢代製成方形的地盤。地盤四周刻有八幹（甲、乙、丙、丁、庚、辛、壬、癸）與十二支（子、醜、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加上四維（乾、坤、巽、艮），共二十四向，用以配合司南定向。此後六朝至隋、唐，也有關於司南的記載。隨著航海業的不斷發展，人們發現人工磁化的方法，乃試製成高一級的磁性指向儀器。北宋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及沈括《夢溪筆談》中，分別介紹了指南魚與指南針兩種儀器。指南魚是用薄鐵片裁成魚形，用地磁場磁化法使其帶有磁性，行軍時，魚形浮於水麵，即能指南。指南針是以天然磁石摩擦鋼針製得。沈括經反複試驗，最後采取用蠶絲單股細縷，以蠟將其粘在針腰中心，懸掛於無風處，此法靈敏度高，穩定性也好。較18世紀法國物理學家庫倫的縷懸磁針約早七個世紀。南宋末陳元靚《事林廣記》中介紹一種用下部支承方法製造的指南龜，與現代普通指南針采用方法相同，木龜安於竹釘之上，可自由轉動，轉動停止以後，就能顯示南北指向。沈括以後不久，北宋曾三導《因話錄》中記載，出現一種堪輿（察看風水）用的羅盤，稱為“地螺”，此時已將磁偏角的知識表示在羅盤上。此時的羅盤為水羅盤，即磁針橫貫燈芯浮於水麵以指南。也稱“浮針”。航海即用此種羅盤以定航向。至明代嘉靖間，又出現旱羅盤，以釘子支在磁針的重心處，更加適合於航海。南宋朱彧《萍洲可談》記述宋代廣州航海業興盛情況時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吳自牧《夢粱錄》謂：“風雨冥晦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係也。”至元代，指南針成為海上指航最重要儀器，並專門編製出羅盤針路，一路航線上一一標識明白。元代的《海道經》、《大元海運記》、《真臘風土記》中，皆有記載。指南針的使用，使海上遠航成為可能，為鄭和的七下西洋、開辟至東非的航線提供了可靠的保證。我國指南針大約在公元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由海路傳至阿拉伯，繼而傳至歐洲。至16世紀，歐洲人才改製成利用萬向支架的航海羅盤。我國指南針和羅盤的發明，促進了世界海上航運事業的發展，大大縮短了各大洲之間的距離，推動了各國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火藥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火藥的成分硝、硫磺、木炭，在中國很早時就被認識。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的商代，勞動人民已伐木燒炭。公元前5世紀，春秋時越國計然謂“石硫黃（磺）出漢中”，“硝石出隴道”。西漢時，在湖南、山西、河南等地發現硫磺礦，並加以開采；四川、甘肅一帶出產硝石（古書中也稱作消石、火消、焰硝、芒硝、苦硝、生硝、地霜等），華北各地已掌握提煉硝的技術。《淮南子》中有關於硫磺的記載，《神農本草經》將硫磺、硝列為藥品。當時也已懂得從硫鐵礦分解提取硫磺。至兩晉南北朝時，煉金丹的道教術士對硫磺、硝、木炭的物理、化學性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通過大量實踐，冶煉操作方法和使用的器具也有較大進步。據考，宋人署名“玄真子孟要甫述”的《諸家神品丹法》中，載錄有《伏火硫磺法》一條，估計為唐或唐以前人所作，此條為中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火藥配方。中唐以後出現的煉丹書《真元妙道要略》，英國李約瑟認為是世界上最早討述火藥的著作。此後，唐憲宗元和三年（808），金華洞清虛子在《鉛汞甲庚至寶集成》中所述的《伏火礬法》，今被認為是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火藥配方。因此可斷定，中唐以後的煉丹家為火藥的發明者，他們經無數次的爆炸起火與冒險試驗，才逐漸找到較合適的比例，留下丹方中的記載。至唐末迄北宋，逐漸將火藥用於軍事。五代十國時，江南製定了火藥成分的標準化。北宋初，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丁度奉敕開始編纂的軍事百科全書《武經總要》前集第十一、十二卷，正式出現“火藥”這一名詞，並記載有火藥的具體配方。因而，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火藥和首先使用火器的國家。火藥在1280—1290年間，因元代蒙古軍西征中亞、西亞，使用各種火器，將火藥傳到阿拉伯與歐洲。中國發明火藥比歐洲使用火藥約早四百至五百年。火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發明，在化學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對歐洲各國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印刷術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我國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化的傳播主要依賴刀刻竹木簡或在絹帛紙張上抄寫。漢代發明造紙，至魏晉時，筆、墨的質量已臻精妙，為印刷術的發明準備了必備的物質條件。自先秦以來，印璽及石刻技術有很大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徒大量木刻符籙，有的字數多達百餘字，此時人們還掌握了反寫陽文凸字的磚字、反寫反刻陰文神通石柱、雕板印刷
拓印古璽碑銘、鏤板印花、摹拓石刻等技術。至唐貞觀年間（627—649），我國發明雕刻印刷術，《雲仙散錄》謂玄奘法師曾印普賢菩薩像，施於四方；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曾說，民間將他和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又《舊唐書·文宗紀》載大和九年（835）十二月，“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日版”，禁止民間私印日曆，而“劍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下新曆，其印曆已滿天下。”（《冊府元龜》卷一六載馮宿奏）至唐末時，柳玭隨僖宗入蜀，見蜀中雕板刻印之書有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以及字書、小學等，皆民間常用之書。今所存於世者為唐鹹通九年（868）雕板印刷之《金剛經》一卷，圖和字的雕刻，渾樸凝重，精美異常，墨色濃厚均勻，清晰顯明，技術已臻高度成熟。至五代時，後唐宰相馮道發起雕造《九經》，以供國子監及天下儒生學習之用。宋以後，雕板印刷進入黃金時代，幾於無書不刻，全國十五路無路不刻書，刻書地點可考者凡一百七十四處。所刻之書數量多而質量好，傳世者已成國寶。遼、金、西夏也先後雕印他們需要的漢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書籍。北宋仁宗慶曆間（1041—1048），布衣畢昇發明膠泥活字排版印書，其法見載於沈括的《夢溪筆談》，比歐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德國人約翰·穀騰堡印製的《聖經》（1456）早四百餘年。其後，元、明、清三代，不僅有木活字，並先後試製成功銅活字、錫活字、磁活字版，均有精美和風格各別的版本傳世。元代科學家王禎《農書》所附木活字排版技術的詳細記述，是我國和世界科技史上的珍貴文獻。我國雕板印刷發明後，先東傳至朝鮮、日本及越南；在8世紀到10世紀，由海道與陸路傳至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11到13世紀，經回鶻人的媒介，傳至中亞和西亞；13世紀時，因蒙古勢力的擴張，傳至波斯，用於印製紙牌，於14世紀傳至歐洲。歐洲人用於印製紙牌及宗教圖像，15世紀中葉，威尼斯成為歐洲印刷業中心。木活字印刷技術，在元代也以古維吾爾文木刻單字的形式經傳教士、旅行者傳到歐洲，促成了德國、荷蘭、法國活字印刷試驗的成功。中國印刷術，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
火箭火藥發明以前，中國古代戰爭中利用燃燒值較大、易燃的草艾、油脂、鬆香之類，縛於箭頭後麵，點著後以弓射向敵軍，以引起燃燒，稱為“火箭”。三國時期，魏將郝昭曾以此種火箭於陳倉（今陝西寶雞市）擊退攻城的蜀軍，蜀軍雲梯上士兵盡被燒死。至唐代，有用箭帶盛油小瓢射向敵方，候油散開，再繼射以火箭之法，又有用弩射出“火矢”以焚燒敵軍糧草物資，乘亂急攻者。宋代以後，戰爭頻繁，宋、金之戰、宋、元之戰中，傳統“火箭”使用極多。同時，由於火藥的發明，自北宋初即鼓勵火器的發明創造，以用於防禦遼與西夏。王應麟《玉海》卷一五記載，“太祖開寶二年（969）三月，馮繼升、嶽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宋《武經總要》謂“放火藥箭，則加樺皮羽，以火藥五兩貫簇後，燔而發之。”此當為最初的用火藥的“火箭”。南宋孝宗時發明了由火藥推進的爆竹“起火”，理宗時有節日中點燃後會在地上亂竄的煙火“地老鼠”（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一），也與利用火藥燃燒後的噴射力為動力使箭體飛行有關。劉仙洲《中國機械工程發展史》認為，在箭上安裝紙筒，內裝滿火藥，點燃紙筒下的引火線，引起火藥燃燒，利用噴出氣流的反作用力來作推動力的火箭，約出現於南宋後期，1250年前後。也有人認為，宋初與南唐的戰爭中，已有士兵將填滿火藥的“起火”拴在箭上，點燃起火，產生推動的火箭。英國李約瑟、魯桂珍認為火箭起於特殊的爆竹“地老鼠”，至1350年，已有許多發射器、帶翼火箭，乃至二級火箭。12世紀後期的南宋孝宗時期，是火箭起源的最適當時期。元代統治者東征日本、西征阿拉伯，皆曾攜帶火箭並發射，火藥與火箭因之西傳。明代，火箭進一步發展，《明會典》載，大弩流星箭，同時可發射十支，火龍箭可同時發二十支，一窩蜂箭同時發箭三十二支，飛廉箭同時發箭四十九支，百矢弧箭與百虎齊奔箭同時發箭百支，俱用發射筒定向，各火箭藥線連在一起，燃著後一齊射出，威力大增，場麵壯觀。1400年，燕王朱棣與其侄建文帝朱允炆爭奪帝位，大戰於河北白溝河，就曾使用“一窩蜂”火箭。由此，還產生了一種前有防護棉簾，載有六個火箭發射器、一百六十支火箭以及火銃等的火箭發射車，名架火戰車，用於對敵的進攻。其車獨輪，由一人推動，兼指揮、瞄準，兩人為副手，協同行軍作戰。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趙士禎發明名“火溜箭”的火箭發射器，將火箭放在滑槽中，火箭沿滑槽發射出去，可認為是現代火箭導軌的前身。據《武備誌》載，明代還發明了最早的飛彈“飛空擊賊震天炮”，可直飛入敵城，送藥燃盡，發藥碎爆，專用於破陣攻城。此外，還有多種雛形的兩級火箭，如“火龍出水”與“飛空沙筒”等，皆甚巧妙。火箭是中國古代的重要發明，其傳入歐洲，對資產階級戰勝封建貴族起有一定作用。至19世紀初，英、法、俄等國相繼製成火箭武器。於20世紀40年代以後，火箭才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實現了人類利用火箭發射載人飛船登上月球的願望。
火器火炮中國在火藥發明之前用於軍事的炮，寫作“砲”，即一種拋擲的石彈，據《集韻》，始於春秋越國大夫範蠡，當時用“砲”可將十餘斤重的石塊拋射500米遠。火藥發明以後，拋石機仍繼續使用，但所施放的火藥兵器大致有燃燒性的、火炮
爆炸性的、管狀的三種。北宋末李綱守汴京及南宋時虞允文在采石磯皆曾用霹靂炮擊退金軍。霹靂炮內填放石灰、硫磺、薄瓷片，以炸傷敵人。陸遊《老學庵筆記》載嶽飛剿洞庭楊麼軍，製作灰炮，以極薄瓦罐，內實毒藥、石灰、鐵蒺藜，以擊敵船。至寧宗時，金人在作戰中已使用用生鐵製成的炮彈，稱“鐵火炮”，殺傷力大。又有“震天雷”，亦以鐵製，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皆利用炸裂的鐵罐碎片進行殺傷和破壞。當時，生產及應用的鐵火炮數量巨大。元軍滅宋時，宋、元兩軍皆用鐵火炮作戰。鐵火炮種類繁多，形狀各別，有罐形、球形、葫蘆形及“狀如合碗”形者。至明代，又發明“自犯鋼輪火”地雷及天墜炮（一種手榴彈），大將戚繼光曾用以防止韃靼的入侵。另一將領曾銑在總督陝西軍務時也曾發明製造地雷及慢炮（定時炸彈）。《武備誌》載，明代軍用地雷有十多種，效能各別。明萬曆間，發明“水底龍王炮”水雷，為最早的定時爆炸漂雷。此後，又陸續發明“混江龍”、“癸卯雷”等水雷。南宋紹興二年（1132），德安府守將陳規發明管狀火槍，噴火焚燒攻城金兵的登城天橋。火槍是火藥鞭箭的發展，至宋末又有火筒，可放射鐵彈丸、石球、鉛球，實為重型火器的原始形式。元代，管形火器改用金屬管，宋“突火槍”、金“飛火槍”均不再用，“火筒”成為重要武器。至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出現以金屬製作的“火銃”。銅製火銃發射石球，鉛彈與鐵彈亦呈球形。今中國曆史博物館所藏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製造的銅火銃，是世界上至今發現留存到今最古的火銃。《明史·兵誌》將明代管形兵器分為炮、銃、槍三大類，每一類中又有眾多名稱。其各種火銃的共同特點是：滑膛；炮口前送藥、裝彈；在筒外有數道突出的箍；裝藥和點火處特別加厚，以增加強度，延長銃的壽命。明中期火器發明家與革新家趙士禎曾研製出掣電銃、迅雷銃、鷹揚炮（有水冷卻裝置）、疊震銃（上下雙筒，可調節射程），又發明連銃，可連續發彈，以及火箭溜、三長銃、九頭鳥、翼虎銃、子銃，並著有《神器譜》、《續神器譜》等，詳論火器製造、性能、使用方法及火藥生產，附有各種圖樣。是我國一位有成就的火器製造發明家。明代政府設有“兵仗”、“軍器”二局，分造火器。明代火炮，采用青銅和鐵質鑄造，前有準星後有照門，口徑大小不一，身管或長或短，藥室部分逐漸加厚，外形有雙耳軸、凸腹、多箍等形；彈道有平直，也有彎曲；在射程與威力上超過前代。詳盡介紹炮兵的著述，有戚繼光的《練兵紀實》。至嘉靖初，學習西法，造佛朗機炮、佛朗機銃。明末崇禎初，徐光啟用西法督造大小炮四百餘門。此後所創製之“神飛炮”比佛朗機威力大，比紅夷炮輕便，裝填容易，發射迅速，炮身可在較長時間內連續發射，被封為“神威飛電大將軍”。直至明代中期，中國的火器、火炮在製造、發明上無疑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石油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記載和使用石油的國家之一。石油，古代曾稱為石漆、石脂、火油、猛火油、雄黃油、石腦油等。常自動從地下流出，與溪流相混，大規模的開采，則需人工開掘油井。初汲之油，名原油，色黃或褐，帶綠閃光，稠厚。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第一次記載了石油的存在，其所述高奴在今陝西延長縣一帶，洧水，為延河的支流，那裏露頭的油苗浮於水麵，人們已經注意到它可燃的特性。有關新疆地區產石油的最早記載，見於《魏書》，有關甘肅酒泉的，載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最初隻作燃料，用於點燈、煮飯及取暖，後用做車軸與機械的潤滑油，南北朝時開始用於軍事上的火攻以及醫藥。唐宋時，今陝北一帶人民用含蠟量極高的固態石油製作蠟燭，稱為“石燭”。北宋時，為將石油用於軍事，政府設立有“猛火油作”，為世界上最早的煉油車間，所煉之油易燃性大大超過原油，相當於今之煤油或柴油。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延安任職時，曾發明石油製炭黑技術，以石油炭黑製墨，並第一次使用“石油”這一名稱，記入其《夢溪筆談》。明代時，1521年，我國在四川嘉州（今樂山縣）鑿成世界上第一口石油豎井，深度達數百米，較美國在1859年鑽成二十多米深的油井，約早三百餘年。在石油的發現與利用史上，中國古代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今甘肅玉門、陝西延長等地，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石油產區。
煤炭我國先民認識和接觸煤炭始於新石器時期，在遼寧沈陽北陵附近遺址中，曾有煤雕的裝飾品出土。陝西寶雞竹園溝西周墓中，曾出土煤雕的玦。1975年在寶雞菇家莊兩座西周墓中，出土的煤雕製品有二百餘件，經科學測定，係以稀有的煤種“煤玉”所製。古籍中也稱煤為石涅、黑色脂、石墨、石炭。成書於戰國時的《山海經》中有“女床之山，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為有關煤較早的記載。漢代已普遍用煤作燃料，河南鞏縣鐵生溝及河南古榮鎮等西漢冶鐵遺址，均發現煤餅和煤屑，遼寧撫順漢代居民遺址的火炕內也發現有燒過的煤灰，說明當時某些地區不僅將煤用於冶煉，而且也普及到民間。《史記·外戚世家》載孝文帝皇後竇太後出身民間，其弟竇廣國“為人所略賣”，曾“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據清初學者顧炎武考證，“入山作炭”即進山采煤。其後漢魏間的《豫章記》及北魏《水經注》等書，皆曾記載煤炭的儲藏及開采情況；西晉陸雲給其兄陸機信中，曾提到他看到曹操在鄴都（今河南臨漳縣）所建銅雀等三座高台內，儲存有幾十萬斤煤。隋唐時期，大規模開采煤炭，以供生產和生活之需。宋代時，陝、晉、豫、魯、冀等地都建有煤井，當時已知道找礦和煉焦。詩人蘇軾有《石炭行》詩一首，專詠用焦炭煉鐵。從今發現的河南鶴壁宋代煤礦遺址，可看出當時開采的方式及技術已相當完整和科學。其圓形豎井，深達四十六米，依地下自然煤層情況開掘巷道，運用“跳格式”先采內後采外方法逐步後撤，並采用轆轤抽水及將水引入已采完的坑窪地區。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華，所著遊記中曾把我國“用石作燃料”視為奇事，以專章介紹。相比歐洲至16世紀才用煤煉鐵，我國約早一千六百年以上。根據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的記載與插圖，可知我國早已采用在井下采煤巷道使用木架支撐的技術，並懂得用大竹去節從井口插到井下排除煤氣，使井下操作者能舉火操作並避免煤氣中毒，比起16世紀後半葉歐洲落後的采煤技術，遠為先進。從漢代始，我國人民已初步認識煤的化學特點，辨別不同地區、不同煤層的煤質差異。至《天工開物》，總結前人經驗，進一步以煤的硬度、揮發成分和結焦能力為依據，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科學煤質分類。因而，我國人民成功地發揮各種煤的效用，將煙煤、白煤和劣質煤分別運用於冶煉鋼鐵、燒製瓷器、磚瓦和家庭需要等各個方麵。清初的方以智更詳細地記載了焦炭的性質與製法，歐洲人於1771年開始煉焦，比我國的始於北宋，約晚七百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