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的《曾經德隆》一書在和訊財經網經過讀者投票獲得當年最佳財經圖書獎之一。頒獎禮上我告訴大家，受此鼓舞將寫作《中國重組》係列叢書，每兩年出一本，時間過去了，書卻沒寫完。因為要做的事太多，能夠拿出整塊時間來寫作的機會太少了，所有的長假都貢獻了，時間還是倉促。
用對公司的理解來解讀一個國家是我的一個嚐試，盡管解讀不深，但還是有些新意。用了六章的內容分別從資本形態、少數股東權益、母子公司關係、主營業務、金融業、農業幾個角度講述了我經曆的許多故事和一些思考與建議，從寬闊度與深度來看遠遠不夠。我一再聲明，我不是學者，不要從學術角度去閱讀這本書，我隻是希望在輕鬆的資本與產業故事中，給喜歡這些話題的讀者帶來一些有滋有味的市場前沿軼事。
寫完之後，才發現有個更重要的東西需要講述，這也是任何投資銀行家所解決不了的問題。大凡講商業，首先是講你是誰、要做什麼、怎麼做、誰來做，但很少講為什麼做。企業理念、願景、目標、企業文化、企業精神、企業社會責任一大堆的背後，是最大的人文缺失。對於國家，是精神文明、道德文明、核心價值觀所構成的一個國家及一個民族的文化，對於一個企業就是與國家人文一脈相承的企業文化。這個問題是我從商二十多年來最大的困惑。
2011年11月18日，北京釣魚台。全球防災救災與災後重建可持續發展論壇及《漢旺論壇》籌備會在此舉辦。在丹麥人尼古拉主持的道德經濟對話中，我舉手發言：“我欣慰在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時候，看到了一個來自西方的道德經濟機構。中國是道德文明的發源地，是一個將道德文明傳承了五千年的國度。但是近三十年來，我們向西方學習借鑒了幾乎全部現代經濟體係——公司法、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現代工商管理體係、產業經濟理論與實踐係統、現代金融服務體係等，但為什麼五千年的道德文明加現代商業係統卻並不等於理想的道德經濟文明？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為什麼處處充斥著反道德、反文明的現象？是東方的道德的問題還是西方的經濟的問題？我實在有些解答不了。”
我的發言引起了全體與會者的強烈反響，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們給了我熱烈的掌聲。由此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命題躍然紙上，重組中國是不是應當首先重組我們的道德基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到了繞不開一些重大問題的時候了。
研究一家公司大概可以分為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這個公司的經營內容；第二個層次是這個公司的組織結構和治理結構；第三個層次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對一個國家的分析往往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上層建築；二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也可以分為國家體製與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核心是這個國家的文化體係與文明基礎。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承形成了體係完整、一脈相承的燦爛文化，雖經若幹年代的更替但一直生生不息。即使不同的民族統治中國，也沒有破壞、隔絕、割裂中華文明的基礎。甚至這種文化在幾千年的繁衍過程中，在農耕時代還傳向我們的鄰邦。東亞的日本、韓國、朝鮮無不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問題出在農耕時代向工業文明的轉化階段，落後的封建王朝沒有與時俱進地跟隨人類文明進入全新的科技、工業時代。於是，國家衰落，生靈塗炭，豈能避免文明不受摧殘？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整整一百年的屈辱，傷害最深的不僅是國破家亡，民不聊生，更為深重的是文明斷裂而造成的文化斷層。今天流傳在日本、韓國的茶道、香道、柔道、跆拳道、宮廷禮儀、祭祀禮儀等文化形式，大量傳自古代中國，後來在中國大量消亡、失傳而被日本、韓國等傳承。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走了一條經濟複興之路，但經濟的複興無法愈合文化的傷痕。曾經以為，通過學習西方的法治，將經濟的發展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國家就可以繁榮昌盛，人民就可以欣欣向榮。三十多年過去，發現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僅僅靠依法治國是不夠的，嘴上喊著依法治國，卻到處出現司法腐敗。必須重建我們的道德基礎和核心價值觀，將“以德治國”落到實處。法治可以規範行為，卻規範不了動機。如果道德淪喪，核心價值觀缺失，即使有完備的法律體係，也會出現不道德的經濟。這是中國快速發展之後遇到的最大障礙，也是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在我二十多年投資銀行經曆裏，我可以從無數的人和事裏找到這樣的佐證，講出一個一個鮮活的故事。
這裏將一個朋友的故事敘述如下：重慶有一位與我同齡的第一代創業者，也就是將連鎖店開遍大江南北，在香港證券市場上市的譚傳華，人稱譚木匠。1999年下半年某一天，當時國內正在積極籌備創業板，我在雲南創辦風險投資公司，同時為幾家企業提供創業板上市谘詢，時任重慶《商界》雜誌副總編的李彬給我打來電話說重慶有一家做梳子的企業老板，看了我的《中國的納斯達克》一書，想見我並谘詢他的公司能否到創業板上市。我在電話裏問他，這個梳子是高科技梳子，還是這個企業在用高科技方法生產梳子？他說都不是。我當時真沒看上這家企業，也不願意過多了解。但對方很執著，堅決要來北京見我。因為是重慶老鄉，還因為對方對我的尊重，我從外地回到北京也顧不上疲憊，見了這位企業家。
一見麵，就覺得很特別。他有一種不強大但很特殊的氣場。給我的名片是深木頭顏色的，上寫譚傳華三字。一個古代木匠形象下，寫著“我善治木”四個字。一張名片透著深深的中華文化內涵。名片拉近了我和他的距離。要和他握手，他卻伸出左手，才發現他的右手被包裹起來，他的右手殘疾。頭上沒幾根頭發，鋥亮的腦門兒下，是很謙和的笑容。留著當年重慶男人喜愛的小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