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王中先生
圖書館 曹 寵
悠悠歲月，人生幾何。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在不經意間偶遇某人某事，遂決定了其人生道路和命運。對於我來說，王中先生的知遇之恩就是起到這樣的作用。每當憶起和恩師王中那段相遇、相識、相處、相離的往事，我的心境就難以平靜。
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我從 “中國新聞專科學校 ”考入 “華東新聞學院講習班 ”學習，時值王中先生作為上海軍管會新聞室的軍代表接管了中國新專，並籌建華東新聞學院，成了我們的師長和領導。他穿一身洗得快發白的黃軍裝，軍裝長得近膝蓋，看上去有些土，但一把挎在腰間的小手槍，卻顯出了他的威風。他直率坦蕩，平易近人，對我們這些初次接觸革命軍人的青年人極具吸引力，當時在我心中升起一種對 “人”的全新感覺，覺得 “做人要做這樣的人 ！”
他給我們作的第一次講話，就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是來幹革命的，是來吃苦的，我們歡迎。我們剛剛籌建，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你們誰要是吃不了苦，沒有信心的，可以走，我們歡送。而”後，他又講了當年 “延安抗大 ”和一些其他革命學校的教學生活情況。大家感到既新鮮又興奮，很快投入了編班、座談、聽講座的新生活，當然，也有個別意誌薄弱的人偷偷地開了小差，溜走的。我和後進入複旦中文係的杜月邨同誌編在四班，經濟係的洪文達同誌在五班，複旦附中的趙成德同誌則在一班。杜月邨是班幹部，新聞係餘家宏教授是輔導員，王中為教務長。我接觸最多的是王中，聽他的報告和講話也最多，尤其是我作了學生會幹部，致使他對我有一定的印象。
１９５６年春天我來到上海，在複旦大學教務長辦公室找到王中先生，時隔七年，他一眼就認出了我。當時校總務處長孫保太正在向他彙報工作，我就坐在一邊等候。孫保太和他的談話結束後，他點上一支煙，就問起我的近況來。我說，現在已從部隊複員回老家，並把自己在部隊的工作情況和表現，在這次肅反運動中因曆史社會關係等受審查的詳細情況，向他作了彙報。當時我因在肅反中受了點委屈，情緒有些衝動。我說：肅“反結束後部隊要我轉行到部隊速成中學當教員，不能再搞新聞攝影，我一氣就要求回老家種田，連複轉回上海都不來，但回家後卻陷入了困境。瞧”著我那種情緒，他當即批評了我：幹“革命哪能鬧情緒，記得參軍時我是怎麼囑咐你們的 ？”我無言以對。
他開門見山地問我：“現在你想怎麼辦 ？”我說：“我想重回新聞隊伍，來新聞係讀插班生。他”頓了半晌，認真地說：書“就不用讀了，現在新聞係正需要有實踐經驗的人，你在戰場上搞過攝影采訪，也許我們能用得著。”他又問：“你的檔案現在在哪裏 ？”我說：在“江陰民政局。”他一揮手說：“你回去吧 ！我們研究後會把結果告訴你的。我”回江陰不到一個月，就接到了複旦大學的調令。１９５６年，一場向 “科學進軍 ”的運動在全國迅猛開展，王中在複旦舉起了新聞改革的大旗，我就是在這場新聞改革運動的熱潮中，被調入複旦大學新聞係的。
來複旦後，我被分配在攝影教研組工作，王中先生囑咐我好好向舒宗僑、鄭北渭兩位先生學習，他們一個是老專家，一個是從國外回來的洋專家。我遵照他的教導，為自己訂了個學習計劃，一麵當舒、鄭兩位先生助手，一麵補讀自己沒讀完的課程，同時也隨堂聽舒、鄭兩位先生的 “新聞攝影 ”和 “圖片編輯 ”課。當時攝影教研組才５個人，舒、鄭是正副主任，教師有馬棣麟、謝恩光和我。大家都很配合，他們都給了我很多的關心和幫助。
１９５７年確實是不平常的一年，王中先生意氣風發，四處呼籲，樹起新聞改革大旗，我則埋頭補課和進行實踐拍攝，大鳴大放階段，我也隻作應景發言。不料第二天團支部幹部就好心地告誡我說：你“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