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大山間的小小蘇聯——“蘇維埃運動”側影
胡平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蘇維埃，一個陌生的詞，開始在中國頻頻出現。
它使一些人溢滿激情，即使人在窮鄉僻壤，也深感自己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前線作戰。它使一些人感到溫暖，宛如一無所有的一個工人，卻憑著一曲《國際歌》找到了自己的祖國。
它讓一些人驚慌失色，好像看到一頭恐龍，奔跑在南方布滿水澤的大地上，隨著巨足的踐踏，動蕩即刻似水柱一般噴射開來。它讓一些人在心裏竊笑：列寧、斯大林的剪刀下，馬克思的紙樣已經走形，而中國的一些革命家，還常常歡喜到俄國人開的二手店裏去挑選服裝……毛澤東喜歡這個根據俄文音譯、其意為會議或代表會議的詞。
在他的思索中，蘇維埃是一條道路，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廣泛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權。
蘇維埃還是一種製度，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工農兵掌握政權和管理社會，一種可能在布滿茂林修竹的中國南方建立國中之國的製度。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在討論於湘贛邊境即將發動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會上，在毛澤東的堅決主張下，會議已決定此次起義的性質就是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暴動，暴動成功後立即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在兩天後給中央的一封信裏，他建議中央莫再遲疑，應下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並可首先在湖南實行。
從一九二七年夏秋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始，到一九三〇年春，共產黨人在全國三百多個縣發動了武裝起義。在打出了一支共產黨人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的同時，也創建了大小不等的十幾個農村根據地。第一批以蘇維埃命名的縣級政權，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成立的井岡山下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廣東海豐、陸豐等縣蘇維埃政府，及湖北省黃安縣的農民政府。隨後，整個南方，蘇維埃政權由點到麵：贛西、贛南、贛東北、閩西、閩北、湘東、湘南、湘西北、鄂東北、鄂西南、皖西北、粵東、瓊崖、廣西左右江及豫南、陝北等廣大地區。
蘇維埃，這首激情、溫暖的詩，在不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而沮喪的共產黨人手裏，獲得了詩意的表達。它最富有想象力的詩行，是寫在贛西東固地區，一九二八年，這裏打出了“中華蘇維埃元年”的蘇維埃紀年……
在一切飄拂著蘇維埃旗幟的地方，改製換代之勢可謂波急浪湧。其中，最必要去做的，自然是對於各個農村根據地具有奠基意義的土地革命。對此，領導者們深有感觸，在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鬥爭之初，“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連毛澤東也“深感寂寞”。但“分田、辦蘇維埃、建立自己的武裝”三管齊下，便是“群眾到處找共產黨”，“到處舉行代表大會和群眾大會，地主階級的政權被打得落花流水”……
蘇區的土地革命，一般分三個階段完成——先是減租借穀，抗租抗債，抗捐抗稅。
這一階段，風雲乍起，似乎考慮到地主與農民彼此固化了多年的心態，一下還難以調整過來，行動尚比較溫和：在江西，借穀，不管私下裏是否打算日後歸還，但眼下還是“借”的名義。減租則多“由農民自己請茶議租，大家決定繳幾成，然後向地主公開要求”，多“要求減租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宛如英國女皇對唐寧街十號首相府轉來的呈文，地主一般會照準如儀。
再是分糧分財產。這一階段，紅軍進駐了或是地方政權業已成立，“打土豪”、“散財產”成了軍隊或地方領導的重要工作。在前期，革命仍保留了俯身鄉野、實事求是的一麵，並不是所有地主的財產都予以沒收，至少每戶留下可資日後生活的一塊份地。鬥爭的目標規定為土豪劣紳、大地主、惡地主和其他反動分子。一份閩西蘇區留下來的檔案裏，對杭武縣大厚鄉沒收分配財產的過程作了如下記錄：
由鄉政府召集貧農團會議，討論沒收地主豪紳財產問題，確定沒收對象名單。當晚派武裝人員對其徹底看守、標封，以防其轉移和逃逸；第二天，先“把首要捆起來”，由鄉政府召開群眾大會，通過徹底沒收土地、財產和殺地主的豬來吃的決定。組織“沒收地主財產委員會”，具體負責保管、登記和拍賣沒收財產；然後，動員男女老少農民集體到地主家搬東西，堆放到鄉政府，東西“堆得不能插足”。中午，農民們則“聚在草場上吃豬肉，吃得滿麵春風”；第三天，召開全鄉農民大會，處決“反動地主、惡棍共五個”，並按規定物價拍賣物品（隻賣給貧雇農）。至此，貧雇農得到了房子、衣服、用具等，財產也就“真分到農民身上”了。羅壽春《關於沒收豪紳地主財產的工作經驗——杭武縣巡視工作報告1931年4月7日》，轉引自何友良《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農民的集體潛意識裏，吃豬肉，而且是聚在大院或草場上一起吃豬肉，一定是個很重要、很活躍的意象。在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生存狀態中，是否吃上豬肉，成了日子是否富庶、還是否快活的一個標識。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快活是要獨自享受的，如同有財最好不要外露，有紅燒肉吃，多半是關起門來和老婆孩子一塊吃，不要說拒絕外人，就是東房住著的老爹老娘，也可能最好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