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九七八
李潔非
一九七八年有多重的曆史意義。一、政治方麵，開啟了鄧小平時代，重要性可同一九四九年並立；由此進入曲折然而充滿銳氣的改革開放時期。二、是社會、國民勇敢表達和追求物質及個人利益之始，是“吃飯穿衣，即是人倫物理”這一庶民價值觀複活的開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舊道德逐漸作古，對財富、享樂的向往以致崇拜逐漸成為完全正麵的情感，就像清末民初“鹹與維新”一樣，國民開始“鹹與逐富”。三、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麵，析分明顯，非主流話語啟其端倪，從此，精神思想出現兩條線索，博弈過程貫穿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終於基本形成彼此並存關係。
精神話語的整一性，從建國起維係到紅衛兵運動式微和知青運動開始。以前，自上而下隻有一種聲音，至“文革”初達於極致；之後，絢爛已極、歸於平淡，也可謂物極必反。紅衛兵向知青的轉換，誘發獨立思考。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使思想分化進一步加劇，普遍開始自發的精神探索。地下思想群落在知青和城市青工聚集地廣泛形成，借讀書、通信和文學創作等，有持續而穩定的活動，唯處於地下狀態，未獲公開表現的機會。
其首度展示於公共空間，即一九七六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先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為民議不滿，隨後周恩來逝世令民眾情緒更加激化（此盡可借“周總理遺囑”偽造案窺之），經過兩三個月的積累與發酵，終釀成“天安門事件”。突然之間，民眾在廣場和街頭用詩歌、演說、挽聯、標語等，發出不同於報紙、電台或文件的獨立聲音，為建國二十餘年來所僅有。“丙辰清明”實際上宣告官媒全權代言民意的時代已經結束。
這一含義，在“四人幫”垮台後，圍繞“天安門事件”平反與否，繼續延伸。“兩個凡是”作繭自縛，拂逆民意，使民眾自行表達的願望益為強烈。事情膠著兩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由北京市委予以宣布。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平反本身構成新的契機，民意深受鼓舞，從勝利喜悅中品嚐巨大的自信。
這樣，已存在數月的“西單牆”現象迅速升溫，很快便到高潮。同類情形，不隻見於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規模不等的表現。例如，上海的“人民廣場”。筆者那時剛入複旦大學讀書，大約十一月下旬聽說人民廣場場麵熱烈，遂偕同學前往一觀。但見人流不息，到處在辯論，但秩序良好。
回憶當時，筆者思想猶為自幼一貫的課堂教育所限，將毛澤東拜為偶像，初聞現場各種自由論說，極不適應。然而經此一幕，不覺間啟動獨立思考意識，多讀多辨之後，終於走出心障。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也許普遍有此體驗。如今可以確認，一九七八年人民廣場的見聞，於筆者是啟智之始。
所謂“西單牆”，在今電報大樓以西。
當年，因地處鬧市口，近傍一座大的公交站（北京人所時稱的大1路、大4路等公共汽車在此停靠），人流如織，所以人行道邊上一堵約二百米長的灰牆，常被貼上尋人啟事之類便條。一九七八年春季起，先是有百姓在此張貼告狀信及申訴材料等，後來出現了言論性的大字報，就政治及思想問題表達個人之見。“西單牆”取締後，灰牆被修成帶玻璃窗的宣傳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拓為西單文化廣場。
在其短暫曆史上，《中國青年》複刊風波是重要的時間窗。
《中國青年》為共青團中央所辦老牌刊物，“文革”間停辦。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籌備共青團“十大”，同時決定《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中國少年報》
等三家報刊將在團代會前後陸續複刊。
八月，團中央“十大”
籌委會決定，《中國青年》於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
其時，“天安門事件”平反仍然未決，民議不便久之。《中國青年》編輯部在策劃複刊時，注意到這絕佳的選題，“全國所有報刊雜誌沒有一家敢碰。這肯定是個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們青年刊物敢於赴湯蹈火，大聲疾呼，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肯定是驚天動地的。”（孫興盛《（中國青年）複刊風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在讀者，是眾望所在；對刊物來說，則是精彩的亮相。
圍繞這一方案，複刊號形成以下主要內容：
一、“童懷周”所編《天安門革命詩抄》。此係“四五”期間民眾詩歌集本，編者是北京二外漢語教研室一些教師，集體化名“童懷周”。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周年後，該集本就以非正式出版物流布民間，但作為公開發表尚屬首次。為避風頭、通過審查，《中國青年》未用《天安門革命詩抄》原題，改為《青年革命詩抄》。
二、發表題為《革命何須怕斷頭》的人物通訊，傳主為北京青工韓誌雄，一位“天安門事件”的活躍分子。
三、以“本刊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論文《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提出大破“現代迷信”，號召青年“站在破除現代迷信的前列”；指出科學與迷信之間鬥爭是長期的，眼下現代迷信妖霧既未散去，今後亦難免再現借“高舉”營私的政治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