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1號刊出胡適《鴿子》、沈尹默《鴿子》、沈尹默《人力車夫》、胡適《人力車夫》、劉半農《相隔一層紙》、沈尹默《月夜》、劉半農《題女兒小蕙周歲日造象》、胡適《一念》、胡適《景不徙》詩9首。
朱自清：“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嚐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
這時是七年正月。”“清末夏曾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誌願，他們所作‘新詩’，卻不過撿些新名詞以自表異。隻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麵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麵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詩。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於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卻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線：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裏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話；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而這首詩卻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導言》，見《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出版）
胡適：“我的《嚐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裏隻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狠覺得奇怪。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嚐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裏麵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音節一層，也受狠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我為什麼要做白話詩——
自序》，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號） 胡適：“沈尹默君初作的新詩是從古樂府化出來的。例如他的《人力車夫》”，“稍讀古詩的人都能看出這首詩是得力於《孤兒行》一類的古樂府的。”（《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紀念號） 成仿吾：胡適《人力車夫》，“這簡直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自古說：秀才人情是紙半張，這樣淺薄的人道主義更是不值半文錢了。坐在黃包車上談貧富問題勞動問題，猶如抱著個妓女在懷中做了一場改造世界的大夢。”（《詩之防禦戰》，1923年5月13日《創造周報》第1號） 羅家倫：“沈尹默先生那首《月夜》，頗足代表‘象征主義’Symbolism”。（《駁胡先驌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1919年5月1日《新潮》第1卷第5號） 茅盾：“一般地說來，初期白話詩中寫社會現象的作品，在技巧方麵（不談意識了罷），似乎不及其他的作品，如上舉的《小河》、《三弦》、《生機》、《草兒在前》等等。以我看來，似乎病在說盡，少回味。《相隔一層紙》正是如此。換一句話，明快有餘而深刻不足。”（《論初期白話詩》，1937年1月1日《文學》第8卷第1號） 2月 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2號刊出沈尹默《宰羊》、沈尹默《落葉》、劉半農《車毯》、胡適《老鴉》、劉半農《遊香山紀事詩》、沈尹默《大雪》詩6首和錢玄同的《嚐試集序》。《嚐試集序》：“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製度裏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裏的思想，或直敘外麵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 3月 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3號刊出沈尹默《除夕》、胡適《除夕》、陳獨秀《丁巳除夕歌》、劉半農《除夕》詩4首，並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刊出《王敬軒君來信》及記者半農的答信。 4月 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4號刊出胡適的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胡適《新婚雜詩》、沈尹默《雪》、林損《苦—樂—美—醜》、劉半農《靈魂》、劉半農《學徒苦》詩5題。胡適文章：“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茅盾：“描寫社會現象的初期白話詩因為多半是印象的，旁觀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現與熱烈的情緒；例如劉複的《學徒苦》，列舉了學徒工作之繁重與待遇之不良（很有點像《僮約》），然而我們讀了並不怎樣感動（此詩在形式上也還離不開舊傳統）。”（《論初期白話詩》，1937年1月1日《文學》第8卷第1號） 5月 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5號刊出唐俟（魯迅）《夢》、《愛之神》、《桃花》詩3首和劉半農《賣蘿卜人》、胡適《“赫貞旦”答叔永》、俞平伯《春水》等詩4首。 魯迅：“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隻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1935年3月5日《芒種》半月刊第1期） 俞平伯：“從七年春天我嚐試用白話做詩，同小孩學走路一樣，語法調子都很招笑的。那時候新詩正在明[萌]芽，不但沒有法則也沒有很多的模範；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做詩應守的戒律，但我很感謝欣幸這個機會，使我能離開一切拘牽，赤裸顯出詩中的自我。”“後來繼續做《冬夜之公園》《春水船》在《新潮》登載。以人家底批評看來藝術或稍稍進步些，但這幾首詩都染上很濃厚的舊空氣。且作風太偏於純粹寫景一麵，也不是新詩正當傾向，所以我後來很懊悔把未成熟的作品胡亂徑行發表。”（《做詩的一點經驗》，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號） 6月 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6號“通信”欄刊出張厚載題為《新文學及中國舊戲》的來信。張厚載信：“仆尤有懷疑者一事，即最近貴誌所登之詩是也。貴誌第四卷第二號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詩，純粹白話，固可一洗舊詩之陋習，而免窒礙性靈之虞。但此詩從形式上觀之，竟完全似從西詩翻譯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詩否，尚屬疑問。中國舊詩雖有窒礙性靈之處，然亦可以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詩，始得為進化耶？”“先生等作中國詩，乃棄中國固有之詩體，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詩，是否矯枉過正之譏，仆於此事，實在懷疑之至。”“仆之意思，以為文學改良，乃自然的進化。但一切詩文，總須自由進化於一定範圍之內。”胡適答複：“長短句不必即為西洋式也。中國舊詩中長短句多矣。”“作長短句未必即為‘西洋式的詩’也。”“沈君生平未讀西洋詩，吾稍讀西洋詩而自信無摹仿西洋詩體之處。”“以上所說，但辯明吾輩未嚐采用西洋詩體，並非謂采用西詩體之為不是也。吾意以為如西洋詩體文體果有采用之價值，正宜盡量采用。采用而得當，即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