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啊——”隨著驚天動地的喊聲，滾滾人流湧過了邊界……趙紫陽把望遠鏡放下，搖搖頭說：“簡直就是淮海戰役了！”一臉的無奈。
形勢已經失去了控製，就是想堵，一時也堵不住了。
這時，一位中央黨報的記者，秘密來到了深圳的河邊上。他叫連雲山，《人民日報》軍事組組長。
“那裏深圳發生了大逃港事件，當時的說法是美蔣特務策劃的偷渡行為。我也這樣認為。”他回憶說。
當時官方發有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對香港是這樣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會橫行：
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連雲山想，既然這樣，為什麼成千上萬的群眾還甘願拋家別舍往地獄裏跑呢？
他決定要過境到香港那邊看看。
在廣東省公安廳派人陪同下，連雲山來到了寶安縣。那時，全縣正在一片逃亡風的恐慌中。中央記者到邊境來，這就如同“欽差”下來了。縣委對他特別的客氣。
“公安部門為我辦了一個過境耕作證，化名叫李進山。一位會當地語言的公安科長（後來了解此人是公安局偵察科長周水君），陪著我隨著逃港的群眾，從大鵬灣的一個耕作口過境。到了九龍。
我看到逃難的深圳邊民在山腳下用塑料布搭成一個個窩棚，到處都是，跟他們聊，他們就哭，說我們是黨員、貧下中農啊，說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間地獄呢？當自己用眼睛看過了以後，連雲山驚異了。他說：“全部是謊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們這邊好得多，隻要你幹活，就能有飯吃。我接觸到很多偷渡過去的人，哭，卻沒一個說後悔的。”
於是連雲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國內所宣傳的是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陸人民高出了許多倍。大陸的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連雲山。
“回到縣委招待所，有一個多星期，我閉門不出，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中。邊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蔣特務的挑動，地富反壞策劃內應的結果，是別人的生活比我們好群眾才跑的，可是我們還在欺騙，說資本主義是人間地獄。”
“群眾逃港表麵上是自然災害、集體吃食堂等造成。而實際是一個政策問題。
隻有從我們宏觀政策上的嚴重失誤找原因，才能解釋。”
在連雲山離開寶安縣前夕，縣委書記李富林把他請到縣委小食堂吃飯，一個勁檢討自己，說是工作有錯誤，才造成群眾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卻老瞪著連雲山，像是話中有話。
連雲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擔心自己這個“欽差”回京後“告狀”，把大逃港說成是寶安縣的責任，便說：
“這能怪你嗎，你作為縣委書記，你不知道嗎？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嗎？那也叫水深火熱？誰是水深火熱？你這裏飯都沒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熱？真是瞎說八道。”
李富林說：“老連呀，這話別人說可以，我就不能說呀。”意思是，連雲山可以說，他回北京了，可以把這個真實情況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沒辦法了，我就說：‘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說什麼，對不對？我隻說幾個字好不好？說你寶安縣負不了這個責任。是政策問題，行不行？”’
“當時李富林感動得就差沒哭出來了，眼睛都濕潤了。他說：‘老連啊，我感謝你，感謝你能理解。’離席時，我說咱們今天就說到這。這麼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說不能說，還都是個問題啦。”
連雲山決定把自己看到和認識到的向中央報告。希望中共中央從大逃亡中吸取教訓，反思曆史，調整政策。
“我先後寫了四篇內參，給了當時的《人民日報》常務副總編。寫了大概四個內容：一個是香港的情況；第二個是大逃港的深層次原因，責任不在寶安縣，也不在廣東省委，是我們政策上的問題；第三個講了重新認識的問題：第四個講了解決的具體措施，比如取消糧票，實行自由貿易製度，從樟木頭到寶安這個地方，建立一條政策優惠區。
“他看過後，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談話。他說：‘我都不知道情況有這麼嚴重。’
我擔心他會給我扣帽子，幸好沒有。說他也得想想。
“過了幾天，他又找我，說恐怕不能發表，建議我去新華社找找人。看能否通過新華社送上去。要送給中央的最高一級領導。
“我找到了新華社內參組組長夏公然，我們的私交關係不錯。在朝鮮戰場上一起呆過。我就約他到宣武門一家烤肉館吃烤肉，那裏人不多、說話安全。他看後嚇了一跳：‘哎呀，你是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呀，我給你送了，連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麼送？他拿著考慮了好幾天。”
連雲山也不能不為事情的後果擔心：
“頂多把我關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壞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個農民出身，我家連個保長、甲長都沒有，拿我也沒辦法。”
但是，送給誰呢？連雲山回憶說：“夏公然說，就送一個人，送鄧小平吧。他說鄧小平不整人，不說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
夏公然在他的遺著中也回憶了此事：
“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當時可能隻送了小平同誌一人，通過他反映到總理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