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之文化，當以學校教育為主。清自同、光以來，既由科舉而漸傾向於學校，至光緒三十年，詔廢科舉，民誌益定。十餘年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雖對於教育，有提倡與摧殘之二方麵，而社會之心理，殆皆公認學校為民族文化之一大事，雖有私塾與其他講學之團體，其盛衰固懸別也。民國初年，迭製教育統計，觀其數字，固可以見其進步之梗概。
以《新教育》雜誌調查表觀之，尤可以見各地文化之優劣焉。
清季教育，多取法於日本。張之洞所定學堂章程，最注重於讀經，以其為中國文化之根本也。民國以來之教育，多取法於歐、美，而中小學校之讀經，首先廢止，高等大學之經學科目，亦以次改革。急進之士，尤以反對孔子之學說、提倡後進、改造解放之聲，震於一時。於是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以排斥舊道德、改革舊文學、創造新民族、建設新國家為目的。其他之主張革新而較為平和者，則以提倡職業教育，施行選科製度，采取歐、美最新之教學法，如設計教學及道爾敦製等，今方日進而未有艾焉。
新文化之運動，始於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之曆史，亦吾書所不可不述也。《時事新報》載《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甚詳，茲節其要於下：
《北京大學之成立及其沿革》：光緒二十二年，侍郎李端棻疏請立大學於京師。二十四年，始由軍機處及總理衙門擬具《大學章程》八十餘條，呈請開辦。命孫家鼐為管學大臣，即景山下馬神廟四公主府為大學基址，置仕學院，令進士、舉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學習。庚子拳禍作，生徒四散，校舍封閉，大學停辦者二年。二十七年，張百熙被命為管學大臣，延吳汝綸為總教習。汝綸病卒，副總教習張鶴齡繼主教務。二十八年七月，奏定大學堂章程。十一月，開學招生，甄拔各省績學之士，風氣驟變。二十九年，張之洞奏上學堂章程，以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別設大學總監督。三十年正月，改刊管學大臣印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印，至是大學始成獨立機關。三十三年，劉廷琛為總監督，宣統元年十一月，始籌辦分科，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各科俱以預科及譯學館畢業學生升入。武昌起義，各科學生多有散歸者。民國成立，改稱北京大學校，總監督改稱校長。嚴複任校長時，學生增至八百十八人。至三年，胡仁源署校長，全校學生增至九百四十二人。四年，增至千三百三十三人。五年，增至千五百零三人。六年，胡仁源辭職，赴美調查工業。蔡元培任大學校長，整頓校規，祛除弊習，停辦工、農各科，專辦文、理、法三科。至六年暑假，全校學生增至二千人，校中又創設各會，如進德會、哲學會、理科化學演講會、雄辯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體育會、技擊會、靜坐會、成美學會及閱書報社、學生儲蓄銀行、消費公社等。
北京大學之倡新文化，當民國七八年間，其時歐戰既平，巴黎和議將以青島付之日本，北京學生憤之，乃於八年五月四日，大舉示威運動，以驅除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為幟，迭經軍警幹涉，而學生之氣不稍挫。於是五四運動之名詞，赫然為教育界之一大事。
《東方雜誌·中國大事記》：“八年五月四日，北京中學以上各校生，因巴黎和會議定將青島讓與日本，非常憤激，於本日聚集數千人，排隊出行，為一種示威運動。並四處分送傳單，手白布旗，書力爭山東問題、排除賣國漢奸及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先至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遞意見書。途經曹汝霖住宅，群擁入質問，適回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曹宅，被眾攢毆，受傷甚重。尋曹宅火發，學生整隊散去，警察及步軍遊擊隊捕去學生數十人，未幾即經保釋。事後交通總長曹汝霖、幣製局總裁陸宗輿及教育總長傅增湘等，均呈請辭職，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亦辭職出京。”
後以政府財政困難，恒欠學校經費，國立諸校常感恐慌，而所倡之新文化，恒受社會之反對，其焰稍稍衰焉。
吾國教育之不能普及，原因孔多，論者謂文字之艱深亦其一因，遂有改造漢字之議，倡始於王照之官話字母及勞乃宣之簡字。
陳懋治《統一國語問題》：“五十年來國語問題及其改進之曆史，分為四期：第一期，用羅馬字母拚音代漢字。此期起原遠在明季，其時基督舊教始來我國，歐西人士入我內地者，輒用羅馬字寫其地之方音，以便學習華語。有清一代，新舊兩教教徒來者益多，於是此羅馬字拚中國音之法，傳播益廣。此類之書，今教會中新舊都有出售。”“第二期，白話書報初起，各地拚音文字之發生。此期大略在前清光緒甲午年以後，教育普及之說，萌芽是時，故白話書報往往出版於各大都會，而浙江之《杭州白話報》、北京之《京話日報》，其最著者也。又因基督教所設學校，其教科書頗用白話，於是亦有仿為之者，是即今日學校用語體文之濫觴矣。至各地之造拚音文字者，首有廣東王炳耀氏，嗣有福建蔡毅若氏，而推行最廣者，為直隸王照氏之官話字母。因官廳之提倡，北京、天津、東三省、山西傳習者甚眾，其後浙江勞乃宣氏，用王氏字母，改名簡字，奏設學堂於江寧，大江南北習之者亦不少。”
民國二年，教育部召集讀音統一會，製定注音字母，至七年公布。
陳懋治《統一國語問題》：“民國元年十二月，教育部頒布讀音統一會章程。二年二月十五日開會，三閱月而會畢，製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審定字音六千五百餘。”“會員七十九人，會議選用字母時，頗多爭執。結果，議決用固有之漢字，擇筆畫最簡單者，取其雙聲以為聲母，取其疊韻以為韻母，其寫法，則凡與楷書易混者，皆改用篆體。”
又“民國七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
於是小學校之讀本，改國文為國語，師範學校亦以國語與國文並教。然其始冀以省筆之字母，代繁筆之漢文者，後則變為以俚俗之方言，代通行之文句。而讀音雖號統一，又有京音及國音之別，各成風氣，不相為謀，統一之期，蓋有待也。
與改造漢字並時而興者，有中國打字機，而其原，則本於漢字之不可廢。
王汝鼎《創製中國打字機圖說》：“日本山本憲氏，著有《息邪》一篇，篇中以中文與西文相較，其便與利之點，悉屬中文；而不便與不利者，都係西文。因知中文為現今世界最完善之一種文字，西文之勃興，徒以隨其國勢而然耳。故其斷案曰：中國文字，不獨現今流行於東亞各國，他日必遍布於宇內。倡漢文廢止論者，妄也；倡漢字節減論者，亦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