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一種新事物的問世，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它的始作俑者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人，必然性是它的問世出於時代的需要。宋朝的書院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機構的出現和普及，也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由曆史的大環境決定的，是時代需要它，社會需要它。
中國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即唐朝中期到遼、宋、金、西夏、元時期，是一個社會轉型時期。唐朝中期以後，由於均田製的破壞和兩稅法的實行，造成了土地私有製的進一步發展，土地買賣盛行，土地所有權轉移頻繁。朝廷製定了嚴密的法規，保障私人對於土地的轉移過渡的權利，使土地買賣和典當的法律更加規範化。地主階級改變了對農民的剝削方式，普遍采用將土地租給農民而收取地租的辦法，放鬆了對農民的人身束縛，租佃關係發展迅速。在此基礎上，宋朝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和科學技術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農業生產技術和糧食產量都在世界上居於領先的地位。銀、銅、鉛、錫、鐵等礦產量也在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廣泛利用雕版來印刷書籍，並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製造出水羅盤等指南儀器，用於海船遠洋航行。銅錢和鐵器的鑄造量逐漸增大，還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國內外交通更加發達，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使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更加活躍。
宋朝還形成了新的社會階級結構。由唐朝中期以前的門閥士族和均田戶、部曲、奴客、賤民、番匠、奴婢等舊的階級結構，轉變為宋朝的官僚地主和佃客、鄉村上戶、鄉村下戶、差雇匠、和雇匠、人力、女使等新的社會階級結構。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內部階級關係的一次重大的變化，標誌著社會已經邁進了一個新的曆史進程。與此同時，還形成了新的土地所有製和新的剝削方式，這三者互為依存。
隨著新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出現，整個社會上層建築都出現相應的變革。大致在宋太祖、太宗時期，基本上完成了政治製度和軍事製度的第一次改革，真宗時期完成了科舉製度的初次改革。在教育製度方麵，北宋前期顯然未受統治者的重視，朝廷僅在首都東京設立國子學，為當時獨一無二的中央官辦學校，而且學生甚少，士大夫子弟還以入此學為恥。同時，各地州、縣學尚未建立。在地方上逐漸出現了與私塾一樣性質的書院，一時成為各地的教育中心。雖然唐玄宗時曾經設置過麗正書院，但那隻是文學之士聚集之所。到宋朝，書院則已經變成一種教育機構。在北宋初年，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等屈指可數的書院便應運而生。這些書院一般由私人隱居讀書之處發展而成，設在山林僻靜處，曾培養出一批士大夫。顯然，這些民間教育機構出於社會的需要，填補了官方教育機構的不足。仁宗慶曆（1041—1048）以後，由於各地興建官學，書院暫時趨於衰落。盡管如此，各地許多官學實際上是在書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的還承襲了書院的學製。到南宋時，與理學的形成和傳播密切聯係，書院猶如雨後春筍，相繼而起。這些書院最初由“留意斯文”的“賢士大夫”創建，後來“前規後隨”，各地官員爭相興建，向朝廷申請敕額，購置田土，任命山長，製訂學規，獲得幾乎與官學同等的待遇。南宋後期，朝廷規定書院的山長皆由當地州學教授兼任，加強了對書院的管理。這時，書院已經變成了由地方官員主辦的半官半私的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