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是什麼。傳統意義的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推翻封建主義、專製主義、等級製度的革命運動，是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社會為目的、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的革命。典型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從1640年英國的革命運動開始，逐步在歐洲大陸擴展，直到1848年爆發著名的歐洲革命運動。革命首先從意大利開始，接著在法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相繼爆發，最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席卷了除俄國以外的整個歐洲各國。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48——1850年法蘭西的階級鬥爭》、《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等著作中透徹地分析闡述了這場革命運動的過程、實質，並且對革命經驗進行了總結。首先，革命的爆發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具備了革命的主客觀條件下而發生的。其次，由於各個國家基本狀況不同，也就是發生革命的曆史條件不同，所以革命的具體任務也就有所不同。但是，從總體情況來分析這次1848年歐洲革命，革命主要圍繞著的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任務而展開的，因此其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中國民主革命本質上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也要實現解決民族獨立、推翻封建主義、推翻專製主義的任務。隻是中國所處的曆史時代環境和中國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有區別於傳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自身的革命特點。
一、中國近現代的革命鬥爭
（一）近代中國國體變化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王朝國家，分散的小農經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中國在人類發展的曆史上曾經備受矚目。“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雖然在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已經開始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並沒有形成真正具有規模的新的經濟形式。經濟技術停滯不前的社會和資本主義生產迅速發展的歐洲相比，日漸衰落。與此相應的是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的亦逐步落後，封建王朝逐步封閉，因而更加自大起來，而民眾則愚昧至極。中國被隔絕在世界之外，世界不了解中國，中國更不了解世界。
1840年英國的大炮迫使中國被動地走入近代社會，區區七八千的英國先遣遠征軍，後來增加到2萬軍人就打得擁有八十萬士兵的清王朝落花流水、迅速敗退。自此，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被迫發生了改變。隨著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和迫使清政府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獨立的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封建的中國逐步變為半封建的中國。毛澤東在1939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中國社會性質作了全麵係統的論述。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在一方麵促進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促使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一個封建社會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在另一方麵，它們又殘酷地統治了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如何界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首先，半殖民地是相對於完全殖民地或獨立國家而言。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最早解釋說半殖民地國家就是“半獨立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財政和外交方麵的附屬關係的羅網包圍著”。當時的中國雖然在形式上有自己政府的獨立國家，但實際上政治、經濟等社會各方麵都受到外國殖民主義的控製和奴役，擁有民族主權但卻不獨立。因此，半殖民地是從國家的政治地位上認識國家狀態。而半封建是相對於完全的封建社會或完全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的，是從社會經濟結構和經濟形態上認識國家狀態。帝國主義的侵略客觀上加速了封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剝削依然保持著，而且自然經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明顯的優勢、主導地位。但另一方麵，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其發展又受到外國資本、本國官僚資本和中國封建勢力的多重壓迫。因此中國沒有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隻是曆史已經阻擋不了中國逐漸近代化的過程。
從鴉片戰爭開始，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一步步地走向了半殖民地化，其變化表現在如下三方麵：
帝國主義列強政治上肆意侵犯中國主權、破壞中國獨立，通過扶植中國封建勢力和買辦勢力成為舊中國政治上是決定性的力量。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相關條款直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割讓香港島”破壞了中國的領土主權；“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破壞了中國的貿易主權；“協定關稅”使中國開始喪失關稅自主權。1843年簽訂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與《虎門條約》相應條款進一步擴大了中國主權淪喪的範圍：“領事裁判權”嚴重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片麵最惠國待遇”進一步破壞貿易平等中國主權；“租賃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特權”為以後外國侵略者在中國建立租界提供條件；1858年《天津條約》中外國商船和軍艦可在長江各口岸自由航行等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逐步使清王朝喪失了主權的控製。
帝國主義列強在經濟上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支付大量戰爭賠款，逐步控製中國的經濟命脈。《南京條約》“賠款2100萬銀元”開創了侵略者對中國勒索賠款的先例；1858年《中法天津條約》中國給法國賠款銀200萬兩，後增加到800萬兩；1901年《辛醜條約》賠款白銀4．5億兩，本息共9.8億兩，另有各省地方賠款2000多萬兩。而當時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不過1.2億。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無力償還如此巨額的戰爭賠款，約定以海關稅、常關稅和鹽稅作擔保，從此帝國主義列強完全掌控了中國的經濟咽喉，清政府完全淪為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統治中國的工具。
思想文化上：帝國主義在思想上、精神上對中國人民進行奴役。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規定允許法國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傳教，修建墳地，清朝地方政府負責保護教堂和墳地。1846年清政府被迫宣布解除1724年公布的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的禁令。1858年《中俄天津條約》約定俄國東正教教士得入內地自由傳播。“顧中國之民往往不仇夫通商而深嫉夫傳教，則以傳教士深入內地，足以搖動人心，簧鼓世俗，其害至於漸漬而不可治。”大部分在華傳教士帶著文化、宗教和道德的自豪感，宣揚著民族優劣論，以高人一等的姿態，慈善而憐憫地俯視著可憐的、沒有文化的中國“異教徒”，並中國民眾同非洲“野人”相提並論。此時傳教士背後仰仗的是列強在中國取得的各種特權和利益，因而服務的目的也遠不是十六七世紀時個人傳教士的對上帝的忠誠，而是更多帶有強權政治利益工具的背景和目的。
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控製中國的目的，決不是為了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和發展，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雖然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帶給中國一定的變化），而是要把中國變為它們的廉價原料生產地和廣闊的市場；把中國變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控製中國的自主發展，防止出現新的競爭性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這是中國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外部原因。另外一方麵，中國半封建化的過程伴隨著上述過程而發生。半殖民地是促成半封建的原因，半封建又成為半殖民地的基礎。帝國主義的入侵加速了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迫使封建社會開始瓦解，客觀上促使中國發生資本主義因素。但在現實基礎上，即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作為封建剝削製度的根基卻沒有被徹底瓦解，甚至伴隨著中國社會半殖民性質的演進而發生了變化，開始與帝國主義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經濟社會中依舊維係著主導地位。而原本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開始出現萌芽並在清政府逐漸打開國門而開始放鬆對內管製時獲得一定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卻在種種壓力下最終沒有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導形式。對此毛澤東有過鮮明闡述：“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某些發展，並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頗大的作用，但是，它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軟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對於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都有或多或少的聯係的。”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社會發生變化的內部因素。
（二）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前民主革命鬥爭
當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開始用“洋槍、大炮”轟開中國深閉固拒的封建大門，迫使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動用所有可用的力量和衰弱的封建道義奮力抵抗非正義的侵略者而終究失敗時，不得已而涉足戰事的人就已明了物質文化的優劣在戰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了。於是中國社會的兩大階級——地主和農民都不得不加入到中國近代社會演化的前期活動中。
1.地主階級的洋務運動。
洋務（原來叫“夷務”）本來是指清政府與外國打交道的一切事務。鴉片戰爭以後，逐漸變為以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心的包括外交、貿易的一些事務稱為“洋務”。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部分當權者極力主張把魏源的“師夷長技”思想付之實踐，學習和利用西方的軍事製造和科學技術，以解除內憂外患，富國強兵。此後，自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清末統治階級中出現了一個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興辦洋務事業的地主階級改良派領導的洋務運動。明確提出了“采西學”、“製洋器”的主張，其指導思想則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即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思想主張。洋務派在從事洋務活動的過程中屢次受到地主階級頑固派的攻擊，但由於其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代表部分地主階級的洋務派還是衝破重重阻力，艱難地推行起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的範圍很廣，最初置辦軍事裝備、建立軍事工業、編練新式海陸軍，後開始興辦近代工礦交通企業、民用企業、建立外交機構等。在推行洋務運動過程中，洋務派深感新型人才匱乏，於是他們創辦新型學堂、向國外派遣留學生，並把培養買辦、翻譯、工藝人才和陸海軍軍官等洋務人才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中國曆史上的教育思潮開始出現向西方學習一個新的變化。客觀來講，或者按曆史進程來講，洋務既是以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心的與洋人打交道的一些事務，而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中以“師夷長技以製夷”為中心內容的洋務，那麼辦洋務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是褒詞而不是貶詞。並且洋務運動中，前後不同期，洋務派提出不同的運動主張，大體涵蓋了中國近代以來的主要曆史任務。前期大致是19世紀的60—70年代，主要是以“求強”為主，以適應戰爭和軍事的需要，舉辦軍事工業和訓練新式軍隊。後期大致是19世紀的70—80年代，在“求強”的同時，更提出“求富”的主張，主張興辦民用企業。在此期間，洋務派共創辦了民用企業20多個，如輪船招商局、上海織布局。除少數采用官辦或官商合辦外，大都采取官督商辦的方式。另外還刺激、客觀推動了代表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商辦企業的發展。從1868年至1894年商辦企業有50多個，包括發昌機器廠、貽來牟機器磨坊、公和永繅絲廠等等。
雖然洋務運動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洋務派主張的“中體西用”的根本目的是在維護中國腐朽落後的封建社會秩序，在此前提下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方式為其服務，結果卻發展了資本主義，這就意味對“體”形成了不自覺的自我破壞。因此“體”與“用”二者之間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爭議與分歧。有人會問日本為什麼能夠實現這種條件下“明治維新”的轉變，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以失敗告終呢？借用日本福澤渝吉在《文明概略》一書中的相關闡述可以加以部分解釋：這其中有製度上的差異——王朝統治的集權與正名問題；更有兩國社會傳統文化觀念的不同——思想解放與更新的問題。一個沒有經曆思想啟蒙解放、思想陳舊保守的民族幾乎會抵製所有不同於傳統的新東西。中國近代初期社會傳統固守性可怕到足以阻擋一切曆史前進的腳步，洋務運動最終以1895年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為標誌宣告失敗。
洋務運動是是清朝封建統治階級中的洋務派為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而實行的一場自救運動，本質而言是一場統治秩序內部的改革活動。而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深受國內封建統治階級剝削壓迫和外帝國主義掠奪的農民，開始奮起反抗，揭開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2.太平天國農民運動。
太平天國是清朝後期由洪秀全1851年成立領導建立的農民政權，1853年3月29日建都天京（今南京），鼎盛時期勢力遍及中國十省，至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止，政權存在13年。從政權的興起到最終被鎮壓，表麵上看是與領導階級沿了封建的君主專製形式，分封諸王、嚴格等級秩序，損害人們的熱情；但從根源上來說卻與農民支持與否密切相關。政權建立前，洪秀全把上帝的啟示和中國農民的現實需要相結合。一是力圖解決土地問題。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對私有製作了深刻批判，認為“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表達了他對地主土地所有製的強烈不滿。因而他以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均作為政治動員的口號，鬥爭矛頭直指腐敗的清王朝。激發了太平軍將士的鬥誌，更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定都天京以後，太平天國製定的解決土地問題的絕對平均主義經濟綱領———《天朝田畝製度》。願望雖好且頗受歡迎，但在現實中難以實施。二是解放農民身份問題。同樣在《原道醒世訓》中，洪秀全明確表示要打破封建禮教，代之以“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在運動早期產生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但是現實卻是農民既沒有獲得土地，也沒有獲得政治解放。關於《天朝田畝製度》，從所有製結構看，太平天國強調所有土地歸天父公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實際上，這不僅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製，也否定了農民土地所有製。而在分配製度中以農民階級千百年來的落後平均主義思想為指導思想，且出於需要下令農民要“照舊繳糧納稅”，承認鄉村舊秩序，甚至縱容無賴鄉官姿意勒索，反而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這使許許多多農民對太平天國感到失望。結果是太平天國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其政權存在就必然失去基礎。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偉大的農民運動，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農民運動。太平天國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的許多特例：以西方宗教名義組織勢力，中國官方認定之“中國農民起義”，且“第一次遭到中外勢力共同鎮壓”。（師夷長技以製內敵）太平天國是近代民主革命準備時期的重要事件從近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和曆史任務來看，太平天國起義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