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時期，蔡京執政，形式上仿效王安石新法。學校照行三舍法。據《宋史選舉三》載，這時太學學生名額，蔡京“奏增外舍三千，內舍六百，上舍二百，共三千八百人”，是宋代太學學生人數最多的時期。考試法也依據王安石的做法，且一度取消科舉考試而從學校畢業生中直接授官。崇寧三年（年），詔令“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於是，選官法完全由三舍法所取代。隻有崇寧五年（年）和大觀四年（年）兩度舉行科舉考試，那是偶一行之而已。因此，這時州縣之官學大量興置。據陸遊所記，崇寧年間（一年），“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可以想見當時匆忙興學的情況。當時的大臣曾盛讚朝廷“崇建太學，教養多士，升黜之法備具，甚盛典也”。當時學校養士雖多，但多為貪閑逐利的無用之徒。因而，宋徽宗又於宣和三年（年）詔令恢複舊的科舉製，廢除州縣學校的三舍法。宋代以三舍法完全取代科舉取士，前後達年之久。
宋高宗南渡以後，繼續采用科舉取士，仍設詩賦進士和經義進士兩科。《宋史選舉誌二》雲：
（高宗建炎）二年（年），定詩賦、經義取士。第一場，
詩賦各一首，習經者本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
場，並論一道。第三場，並策三道。殿試策如之。紹興三年（年），根據國子司業高閌“取士當先經術”的建議，將詩賦、經義並為一科。這種考試製度實行了近年。至紹興三一年（年禮部侍郎金安節奏言：
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製。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並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誌，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複立兩科，永為成憲。高宗接受了金安節的建議，又分詩賦、經義為兩科，直至南宋末年未曾變易。
三級考試製度
宋代初年，科舉隻有兩級考試，一級是各州舉行的取解試，一級是禮部舉行的省試。州的取解試由各州通判（朝廷派往各州監督知州的官員）主持進士科考試；由各州的錄事參軍（協助州長官糾察諸曹掾的官員）主持其他各科的考試。若主持官不通經義，則須另選考官主持，但必須由通判監考。州試完畢，定製考官須用朱筆評閱試卷，凡回答正確的，批“通”字，錯誤的，批“不”字。主考官和監考官最後還須在試卷下麵簽署姓名。凡州試被取中的考生名單及其試卷都要在當年的秋天呈報禮部。宋初曾規定，凡是家中高祖以下有犯死罪受極刑者以及不孝、不悌、隱瞞工商異類和僧道歸俗之徒，都不許參加科舉考試。此外，殘疾者也不準應試。若通同受賄，違反規定，濫受考生者，主考官和監試官都要依法受懲處。州試中式的考生，於當年冬季集中到京城，參加由尚書省、禮部主持的省試。省試的主考官由皇帝選派，往往是由六部尚書、翰林學士知貢舉。參加省試的考生通稱為“舉子”或“貢生”。舉子在應省試前，必須把自己的家世、年齡、籍貫以及參加科考的次數等如實填寫，呈送禮部審核。每個考生還必須有人聯保，如果發現所填內容弄虛作假，違反科考規定的，這人就要互相連坐，視其情節輕重，或取消參加考試的資格，或作其他懲處。
開寶六年（年），發生了科場取士不實事件，此後，增加殿試，科舉考試由二級升為三級。據《文獻通考選舉三》載：
開寶六年，李知舉，放進士榜後，下第士人徐士廉等打鼓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禦試自此始。翰林學士李於開寶六年知貢舉，錄取進士、諸科及第者人，太祖召對時，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對問失次”而被太祖落了。因為武濟川是李的同鄉，徐士廉等擊登聞鼓，控告李“用情取舍”，並建議舉行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而太祖也對李
的取舍有懷疑，因而便立即下詔，令已被錄取的和從考試終場而未被錄取的考生中，選出人，在講武殿命題重試，由太祖本人主持。考試題目是：《未明求衣賦》、《懸爵待士詩》。經複試後，錄取進士人，《五經》人，《開元禮》人，《三禮》人，《三傳》人，《三史》人，學究人，明法人。以上中式舉子，皆賜及第。李原來錄取的人中，卻有人落選。李也因此受到降職為太常卿的處分。從此以後，殿試成為科舉製度的最高一級考試，士人的去取由皇帝親自決定。因此，所有及第的舉子都成為“天子門生”。開寶八年（年）正月，太祖禦講武殿複試舉人王式等，對他的近臣們說：“向者登科各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今朕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
開寶六年，省試、殿試同出一榜，兩級中式舉子未曾分開，至開寶八年始分為兩榜。《通考選舉三》雲：
至（開寶）八年，複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禦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雲。通過殿試，不僅名次排列與省試不同，甚至有許多考生，省試合格而殿試卻名落孫山，據歐陽修《歸田錄》“省陌依除”條記載：
鹹平五年（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禦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八人，沂公又為第一。當時有舉子因殿試屢遭擯棄而積忿反叛。據王”，木永《燕翼詒謀錄》卷載：
舊製，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於是群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二年（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落。迄今不改。張元就是由於多次參加殿試失敗而投奔西夏，為元昊出謀獻策，侵擾邊境，使得宋王朝不得安寧。至宋仁宗嘉二年（年），還發生考生鬧事事件。這一年是著名文學家歐陽修知貢舉，主持省試。歐陽修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很不滿意當時的知識分子競以僻詞怪句相標榜，致使文風漸失淳樸。他通過這次考試，對當時社會上盛行的“一切險怪奇澀之文”大加貶抑。據《宋史蘇軾傳》載：（蘇軾）嘉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複以《春秋》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嘩不厭。久乃信服。葉夢得的《石林燕語》卷所載略有不同：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馳，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在歐陽修主持的這次禮部試，雖然錄取了一個在宋代文壇上能出人頭地的蘇軾，但那些被當時社會推崇的所謂“文章之士”卻全部落選了。因此，這些人會集起來，大肆攻擊歐陽修取舍不公，有的文人甚至伺歐陽修上朝之時，攔路斥罵，連街上巡邏的兵卒也無法製止。還有些人給歐陽修寫匿名信，一時間鬧得烏煙瘴氣。這一方麵反映了當時文學藝術上革新與保守的鬥爭；另一方麵也看出科舉考試落第對考生前途的重大影響。當時逗留在京師開封府的落第舉子常有六七千人之多，若遇上國家有事不能正常舉行科考，這些人就可能要耽誤幾年，甚至幾年找不到出路。據說有的窮苦書生，由於殿試落第，無錢返鄉而流落街頭，甚至投河自殺。這些對社會的安定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都是不利的。因此，嘉二年，仁宗特下詔書，“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從此以後至宋末，凡參加省試合格的舉子，殿試時就隻有名次之差而沒有被黜落的了。
北宋初年，科考年限尚無固定，有時一年一科，有時隔二年一科。《宋史選舉誌一》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年）九月，廷試舉人，……是冬，諸州舉人並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間一年或二年乃貢舉。宋英宗時，有人認為“間歲貢士法不便”，於是再改為三年一貢舉。據《文獻通考選舉四》載：
英宗治平三年（年）詔曰：“先帝以士久不貢，怠於學，而豪傑者不時舉，故下間歲之令。而自更法以來，其弊長，裏選之牒仍故，而郡國之取減半，計偕之籍屢上，而道塗之勞良苦，朕甚閔焉。其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於未行間歲之法以前，四分取三為率。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恩典不增，而貢舉期緩，士得休息，官以不煩矣。北宋初年，各州解送禮都參加省試的貢生逐年增多，太祖乾德元年（年），“乃約周顯德（後周世宗年號）之製，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其中規定，凡舉送禮部應進士科考者，若在省試中的答卷“文理紕繆”，則罰五次不準參加科舉考試。諸科考生的初場試卷上，若有個“不”字，也罰不準參加科考五次；三場試卷，若有個“不”字，罰不準參加科考三次；一至三場試卷，若有九個“不”字，均罰不準參加科考一次，以此處置，使各州慎重舉送貢生，壓縮人數，保證質量。盡管作了這些嚴格規定，但各州舉送參加省試的人數，仍然不斷增加。據太宗淳化三年（年）統計，各地貢舉到京師來參加省試的舉子，多達餘人。至於錄取名額，太祖時，進士科最多的一次是人，諸科最多的是人。到了太宗時候，天下基本安定，便提出文武兼用的選士原則，錄取名額也相應增加，據《石林燕語》卷載：
國初取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嚐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禦試題，以“訓練將”為賦，
“主聖臣賢”為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為狀頭，李參政至第人，張仆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增加錄取名額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充實基層郡縣的缺員，王”，木永《燕翼詔謀錄》卷雲：
國初，進士仍尚唐舊製，每歲多不過二三人。太平興國二年，太宗皇帝以郡縣闕官頗多，放進士幾五百人，比舊二倍。盡管錄取名額增多，但固各州貢舉人數眾多，若非才學超群者，仍然難以入選，如蘇紳之父蘇仲昌，六歲被鄉薦，一直考到天禧三年（年），三餘年間仍是一領白衣。有一年，蘇紳自老家福建漳州赴京應試，父子同寓於僧舍，卻不相識，後經別人告知，父子見麵，不禁“相持涕泣”。蘇仲昌的遭遇，還不是士人中最悲慘者，因為他雖然多次落第，但最後依靠父蔭，畢竟還當上了小官。而更多的士人，則讀一輩子書，仍然“困頓風塵，潦倒場屋”，終生不得誌。這種情況，與統治者希望網羅知識分子，擴大統治基礎的本意相悖。故北宋政府便給屢遭困頓的士子另開一條入仕的道路。據王”，木永《燕翼詔謀錄》卷一載：
開寶三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以名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
《宋史選舉誌一》記載了太平興國二年（年），太宗禦殿複試，在正場錄取後，又閱考生名冊，得參加過次至次省試的進士、諸科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人，雖然考試不合格，但因他們年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又《文獻通考選舉五》載，真宗鹹平三年（年），錄取進士人，諸科人，總數多達人，比太平興國二年錄取人數多兩倍以上。自真宗景德以後，特奏名逐漸放寬，據《燕翼詔謀錄》卷載：
至景德二年（年）三月丁巳。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四人，《三傳》八人，同學究二二人，《三禮》四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元年（年）正月癸未，（仁宗）詔：“進士、諸科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諸科六舉年六，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凡屬於“特奏名”的人，準許他們陪同考生參加殿試，稱為“附試”。在附試時，最初是考論一道，熙寧三年（年），改為考策問。神宗說：“對策亦何足以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特奏名的人數往往很多，例如宋真宗鹹平三年（年），參加殿試的考生就有人，另外又有“特奏名”餘人，這其中甚至有五代晉天福年間（一年）就已參加科考的人。宋初科舉取人較寬，考生有時還可以自己申請考試項目。例如太宗時，有個名叫趙昌國的，上書要求應考百篇科，意思是在一天之內作出百篇詩文。太宗竟準許，並特地為他出試題，擬了個字，令他以每字為題，作五首律詩。趙昌國自清晨到天黑，僅完成數首，而且詩又做得不好。即便如此，太宗還是特賜及第，以勸來者。宋人朱的《萍州可談》卷一還有這樣一段記載，說元豐年間，一次特奏名殿試，一位七餘歲的老儒，在試卷中隻寫了“臣老矣，不能為文也，伏願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幾個字，竟然獲得“特給初品官，食俸終其身”的優待。這說明特奏名考試不過是徒具形式而已。皇帝如此優待考生，其用意在於竭力籠絡中下層知識分子，這是一種極其高明的統治手段。唐代就是因為科舉取士數量很少，落選的知識分子對朝廷的腐敗政治不滿，其中有些人投入農民起義的陣營中去。例如農民起義領袖王仙芝就是一個落第進士。而宋代采取廣開科舉入仕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恣自棄於盜賊奸宄”，同時在正式錄取名額之外，又準許落第而有才學的舉子複試，增加錄取名額和機會，據《容齋續筆》卷“下第再試”條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