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種種貪贓手段
曆代貪官除憑借自己的權力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領取俸祿以外，還利用政治權力幹預經濟運動，從中攫取分外的經濟利益，使經濟運動更加複雜化。他們不僅直接從分配領域中攫取，而且從生產與交換領域中獵獲。經濟運動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各個方麵，各種貪官皆無孔不入，參與攫取，因而手段亦千變萬化。但萬變不離其宗，即離不開運用手中之權。他們以權孵化出各種手段，以遂其貪欲。據史書上所揭露出貪官之卑鄙手段不下百餘種，現撮其要者略述之。賣官鬻爵封建社會的官僚除直接掌握財政與生產大權外，一般不直接經管錢糧與物資。但他們手中掌握任免、考選、黜陟、遷徙之大權，官階即成為他們的特殊商品，用以與社會交換，即賣官鬻爵以收受賄賂。賣官鬻爵的手段多種形式：有的是公開稱價出賣；有的以賄賂為交易；有的是出賣委任做官的文憑。此類貪官曆代皆有，如唐代的元載、五代的豆盧革、北宋的梁師成與王黼、南宋的賈似道、明代的嚴嵩父子、南明的馬士英、清朝的明珠，等等。唐朝元載本性貪鄙，竊權以後，貪欲膨脹，乃勾結中書省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利用權勢，貨賣官爵，招致賄賂。當時，“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卓英）倩、（李待）榮。四方齎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屬。”凡是賂遺豐厚者，皆能獲得官佚，“各稱遂而去”。（《舊唐書》卷119）南宋賈似道本是市井之徒，依附姐姐賈妃內援而升官。當政以後，其市井之習轉而貪財好利，不惜一切手段貪贓納賄，而賣官鬻爵，是其斂財的主要手段。利祿之徒“爭納賄求美職”。賈似道趁機市易交換，賄多者得高官美缺，官場成為交易場。群小競進，“其求為帥、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賈似道喜愛玉石，黃，晉投其所好，“爭獻寶玉”，因而得官。
陳奕賄賂無門，通過陳振民進獻美玉以求進。類似轉相交結之事甚多，層層漁利聚斂，“一時貪風大肆”。清初明珠乃康熙朝權臣之一，也是賣官鬻爵的大貪官。在其當政期間，他不惜一切手段賣官受賄，凡是朝中官員缺額，皆由明珠等人預定。每到年終之時，百官奔走其門，爭相賄賂。朝廷內外，向其送禮者不計其數。這些以賄賂得官者上任之後，采取一切貪汙手段，任意搜刮，害得人民困苦不堪，怨聲載道。在號稱政治清明的“康熙盛世”，仍出現明珠這樣的貪官，決非偶然，而是封建製度的必然產物。以上幾個賣官者，是以賄賂為交換，暗中進行，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曆史上有還有公開賣官鬻爵，進行權錢交易的。在中國曆史上僅存28年的北齊王朝，以嬖幸之盛而著稱。一些貪鄙齷齪之徒，為求高官厚祿，極盡逢迎拍馬之能事。和士開就是其中贓穢突出的人物。和士開在其管轄的郡縣公開賣官鬻爵，上至郡縣長官，下至鄉間小吏，均標出一定的價目，隻要給足錢，不管有無才能，皆給與一定官位。所以當時出現“用州簿”，“用郡功曹”等官名，這些官都是用錢買來的。這些用錢買官做的富豪，到任之後，大肆暴斂，搜刮人民。“所在征稅，百端俱起”，吏製腐敗，社會非常黑暗。
在宋代，徽宗重用蔡京、梁師成、王黼、朱麵力、李彥、童貫等六賊，他們掌握軍政大權，大肆聚斂，公開賣官，賄賂成風，並且標出官價，進行拍賣。當時王黼與梁師成相勾結，一在內宮，一在外廷，把持朝政，公然受賄賣官。進獻多者得高官；進獻少者得小官；不進獻者不得入官，甚至被黜。當時，人們稱王黼賣官定價標為：“三千索，直秘閣，五千貫，擢通判。”（《宋人軼事彙編》）王黼通過賣官鬻爵，撈取巨額賄賂。東漢末年，張讓、趙忠為榨取更多錢財，極力慫恿靈帝賣官鬻爵。據《後漢書靈帝紀》得知，當時賣官的價格高低不等，年俸2000石者，價為2000萬；年俸400石者，價400萬。所得之錢藏於西園，供皇室揮霍。賣官還可賒欠，就是先任官，然後加倍償付買官之錢。官位變成商品進行買賣。當時崔烈用500萬買得司徒之官，拜見靈帝時，靈帝說：“悔不小靳（靳，吝惜），可至千萬！”（《後漢書》）皇帝公開賣官，這在中國曆史上的確分罕見。在明代，嚴嵩貪汙的重要形式就是公開賣官鬻爵。嚴嵩、嚴世蕃父子控製了文武百官的升遷黜陟大權，他們竟將此視為一大財源，進行權錢交易。史載：嚴氏“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於慎行：《穀山筆麈》）。文官州判300兩，通判500兩。武官指揮300兩，都指揮700兩。吏部官價尤高，沒有萬兩銀子，連一個主事亦難買到。嚴氏父子根據行賄多寡，以決定一個官員的前途命運。
嚴嵩父子狼狽為奸，欲壑難填，在其當政之時，短短時間，攫取驚人的財富。公開標價，賣官鬻爵，也是南明馬士英掠奪財富的一種手段。馬士英乃南明時代的奸相，崇禎七年，他借“助軍興”為名，公開標出價碼，賣官鬻爵。他首先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民戶分上、中、下三等納銀，上戶納銀六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競送學院收考，而以納銀多寡定名次。其後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300兩，增600兩，附700兩。至弘光元年正月，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殿中書納銀900兩，文華中書1500兩，內閣中書2000兩，待詔3000兩，拔貢1000兩，推知銜2000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同年二月，輸納富人授翰林、待詔等官。“是時士英賣官鬻爵，鄉邑哄傳。”（《明季南略》）當時到處流傳這樣歌謠：“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相公隻愛錢，皇帝但吃酒；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明季南略》）這首歌謠說明當時政治腐敗、朝綱紊亂到何等地步！賣官鬻爵更有甚於此者，莫如五代後唐宰相豆盧革。他公然出賣“告敕”，即出賣委任做官的文憑，以待補官，以此貪贓枉法，中飽私囊。史載：豆盧革為政無所施，貪贓聚斂卻無師自通，頗有伎倆。莊宗起兵滅梁，攻入開封時，一時士官奔忙，經典簿籍散亂，文書不全。豆盧革趁機緣的好利，大量出賣告敕，許多人因此取得名門世家的資格，加入高貴之列，豆盧革因而大富。更有甚於賣官者，莫如賣國。奕沽售國柄即為一例。王運在《祺祥記事》一書中，將清王朝覆滅的原因，歸結為統治集團之“貪黷”（劉厚生：《張謇傳記》附錄一），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奕為了貪財，竟將國柄轉讓與袁世凱，可謂財迷心竅，昏聵之極。袁世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素有野心，權欲特盛，擅長奉迎拍馬。奕當軍機大臣之前，袁曾行賄於榮祿，謅媚慈禧以邀寵。榮祿死後，他又巴結奕，贈送奕銀子10萬兩，預祝奕入值軍機。奕當政之後，極力舉薦袁世凱。袁任內閣總理大臣，總攬軍政大權。清廷命運完全操於袁世凱之手。當時辛亥革命風起雲湧，清廷岌岌可危。袁世凱利用武力鎮壓革命後，便開始演出“逼宮”的醜劇。
宣統三年一月二八日，袁世凱手捧要清帝遜位的奏折，訴說民主製如何優越，勸隆裕太後“府鑒大勢，以順民心”。隆裕為人，庸碌無識，聽袁一番恫嚇，連忙召集皇室親貴，商量對策。載灃表示反對，憤而辭去監國攝政，退還藩邸。奕已為袁重賄收買，力主自行退位，聲言：“革命軍已有五萬之眾，我軍前線將士皆無戰意。”奕此舉，並非他“順從民心”，認識共和之重要，而是被袁收買，不顧清廷安危。正如載濤所說，他本來隻認得錢，至於清廷是否垮台，並不在心上。宣統三年二月二五日，隆裕太後頒布退位詔書。統治中國長達260餘年之久的清王朝至此覆滅了。溥儀聽說，罵道：“奕貪贓！”（《遜清皇室軼事》）貪贓枉法法律是統治階級治理社會政治、經濟的最高準則，是對人們在社會活動中各種行為、道德的普遍性規定，體現了統治階級的意誌，因此也是權力的象征。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不斷發展，各種法律製度根據社會鬥爭的需要而不斷建立、頒布出來。而執法大權一旦操於貪官之手，則成為他們攫取非分的經濟利益的手段。他們為了謀取各種非分的經濟利益，則不惜賣法、亂法，以求取錢財。其表現形式，一是賣法受賄；二是賣獄求利。其為賣法者則有北宋蔡京、元代鐵木迭兒、明代崔呈秀、清代李侍堯，而賣獄者則有五代趙在禮、南明馬士英，等等。蔡京不僅賣官，而且賣法。徇情枉法，以求賄賂，是蔡京斂財的手段之一。在其當政期間，他不斷受貪官賄賂，而當貪官案發時，他則不遺餘力為之開脫。如蔡京之包庇西門慶即為一例。
西門慶曾因賄賂蔡京而得官，他到任後，隻顧瘋狂地搜刮，不顧禁馳法壞。結果因貪贓枉法被人告發。西門慶被告之後又賄賂蔡京，蔡京得財，即為之開脫，回護。但蔡京這次包庇的是一樁謀財害命的殺人案，非同小可。案情是山東富翁苗天秀為家人苗青謀財所殺，西門慶受苗青賄賂後，包庇苗青逃往揚州。山東巡撫審理此案，上奏朝廷，西門慶按法當斬，但事連蔡京，徽宗不加過問。蔡京為了結案，抓兩個替死鬼處死，以示殺人償命。而殺人犯苗青卻在揚州逍遙法外。鐵木迭兒，是元代臭名昭著的宰相，善於鑽營。他勾結皇太後，賄賂後宮，深得信任，因此官運亨通，曆仕元朝五代君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由於皇太後的包庇縱容，鐵木迭兒公開貪贓賣法，橫行無忌。他勾結貪官劉夔矯詔出庫鈔強購有主之田，當時浙江有一地主吳機試圖將久已失業之祖田賣於司徒劉夔，已規其利。劉夔明知是有主之田，但見有利可圖，便以假充真，將此田“冒獻”宣政院。宣政院長官則為鐵木迭兒之子八剌吉思。鐵木迭兒嗜財成癖，既有賄賂，又見有空可鑽，便暗中協助，“矯詔出庫鈔六百五萬貫酬其值”（《元史拜住傳》），他自己卻從中“分取其半”。這種用國鈔買田“冒獻”之事，實為貪贓枉法，罪不容誅。朝廷礙於鐵木迭兒背後有皇太後保護，乃誅劉夔及八剌吉思，了卻此案。貪贓枉法，曆代有之。明末貪官崔呈秀也是一個貪婪成性的典型。他攀附魏忠賢，把持朝政，排斥異己，貪贓枉法，聲名狼藉。史載天啟年間，霍丘知縣鄭延祚貪汙被巡按禦史所發現，準備對其彈劾，但鄭延祚卻勾通崔呈秀“以千金賄免”，以後鄭氏“再行千金，即薦之”（《明史》）。
鄭延祚以行賄為手段，迎合崔呈秀的貪婪心理，非但沒有受罰，反而升官。此事為都禦史高攀龍所揭發，並上奏朝廷說：崔呈秀在巡撫淮、揚期間“貪汙可鄙，盜以賄釋，犯以賄免”（《明季北略》卷2）。崔呈秀大窘，於是連夜找魏忠賢，叩頭乞哀，求為養子。崔呈秀由於找到魏忠賢做靠山，逍遙法外，有恃無恐，並提升為兵部尚書，兼右都禦史，“並綰兩篆，握兵權憲紀”（《明史紀事本末》卷71）。他對不合己見者，一概指為東林黨人，加以逮捕與殺害，勢傾朝野，任意肆虐，穢聲臭名昭著於史。按理說，推鞫、按訊、查處各種訴訟案件，本是分嚴肅的事情。但是貪官卻規財求利，以此作為貨鬻的籌碼。如有的貪官常為有錢的犯人遮掩罪行，暗中疏通關節，使犯人減刑或免罪。事成之後，即派人到犯人家中索賄，並把所得之財，稱之為“贖命物”。五代時，趙在禮一生曆鎮餘，每至一地，唯以聚斂為務，以刻剝人民為先，全然不理政事。凡有爭訟，以納錢多少決判輸贏。另上述的崔呈秀亦為貪贓賣獄之一例，天啟四年，崔呈秀在巡按淮、揚期間，貪贓賣獄，被抓捕的“強盜”，“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有犯禁被抓獲的，“每名得賄千金輒放”。所以，崔呈秀不僅賣法受賄，而且賣獄求利，可稱為一名斂財能手。
南明時代，馬士英也是賣獄求利的一個貪官，在馬、阮當政時代，有錢不僅可以買官，還可以“贖罪”。弘光元年，宦官高起潛“請開納銀贖罪之例”，弘光帝認為，如果納銀可以免除死罪，則富豪墨吏將“何所不至”，無所不為。他雖不同意“納銀免死”，但又認為“流罪以下或可贖”（《明季南略》），這就為貪官汙吏橫行不法，而又不受法律製裁開放綠燈。這說明了帝王本人執法也不夠認真。這種貪贓枉法的現象在北齊王朝尤為嚴重，如和士開就是貪於官勢，賣獄求利的大貪汙犯。和士開撈錢的絕招，就是乘人之危，公然索賄。他隻要聽說某個闊佬犯了死罪，便主動代為說情，使犯人減刑甚至當場獲釋。事成之後，他就派人到犯人家勒索錢財，還恬不知恥地稱之為“贖命物”。那些闊佬為感謝救命之恩，紛紛獻財賂貨。和士開貪贓枉法，確實達到卑鄙無恥的地步。曆史上有的貪官，將國家刑獄看作個人的得利工具，或將竊取的治獄大權視為私有時，為患尤烈。
如唐代的元載即為此類貪官的典型。史載：元載貪贓賣法，引進貪猥之徒。這些人任職後肆掠百姓，蠹政害民，元載又徇情包縱，甚至賣法為之回護，使邪惡不受懲處，自己則又可從中貪贓納賄。大曆四年，賈明觀逃脫死罪，就是元載從中回護。賈明觀屢置大獄，殘害無辜，勒索錢財，致“家產巨萬”。魚朝恩、劉希暹伏誅後，賈明觀亦當坐死。但因元載貪贓枉法，複受賈明觀賄賂，賈不僅得以逃脫死罪，而且繼續做官。元載為相，不僅對下貨鬻官秩，枉法徇情，以此收受賄賂，而且內聽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元載妻王氏，本為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悍驕戾遝，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士有求進，不是行賄於元載，就是交通貨賄於元載諸子弟。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也有一種官吏，才幹超群，政績顯著，曾為民辦過不少好事，但在一定的條件與氣候下，終於按捺不住私欲的膨脹，暴露出地主階級官僚的本性，一下子成為矚目的大貪官。清朝乾隆時期雲貴總督李侍堯，即屬於此類貪官。李侍堯五短身材，精明強幹，才智過人，讀書過目不忘，高談闊論，擁有高朋，察奸敏銳，用詞犀利，奸人無所逃匿，乾隆曾誇他為“天下奇才”。因此，他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曆任工部尚書、刑部尚書、兩廣總督、雲貴總督、閩浙總督、湖廣總督。但李侍堯，當他獨霸一方時，卻受當時社會貪風影響，私欲開始膨脹，不惜大肆受賄，官以賄得，事以賂成，政風大頹。他在湖廣總督任上，除自己貪汙外，還包庇貪官孔毓檀。在其任閩浙總督時，他又包庇台灣總兵柴大紀與台灣知府孫景燧。李侍堯的貪汙與包庇罪行，曾為協辦大學士福康安所劾，乾隆下旨“責侍堯徇隱”。李侍堯才不得已，“亦奏大紀貪劣諸狀，自請治罪。”乾隆見其伏情認罪，再次寬之。李侍堯回護貪官，縱容貪黷之事實，隻能說明他與貪官本屬同類，沆瀣同流，暴露出他醜惡的嘴臉。
在曆史上，隻要有賣官鬻爵者，必然有行賄求官者，二者相互依存，密切聯係，結為一體。上文所揭發的都是賣官鬻爵的罪惡事實，下麵再舉出一個行賄求官的史實，揭示出行賄者與受賄者如何相互勾結，形成封建社會的貪官集團。封建社會的行賄求官者，要算唐代淮南節度使陳少遊為典型。陳少遊為官特征就是六個字：斂財、行賄、遷官。如此循環，官越做越大，錢財越貪越多。陳少遊才思敏捷，對答如流，出言皆引經據典，“問窮而對有餘”，深得大學士陳希烈的賞識，陳少遊由此步入仕途。但是不久，陳少遊就混入貪官汙吏的行列，與之同流合汙，他的精明能幹轉化為“長於權變”。